陶朱公 -- 范蠡

 

    世传春秋越国大夫范蠡死于华容、葬于华容,是否真有其事,没有人去作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华容县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华容县城以西的田家湖边,原有范蠡墓、墓碑和石雕翁仲灵兽,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破四旧”捣毁。2004年,华容县城修建商业步行街,在街头竖起了范蠡的汉白玉塑像,将这条街命名为“华容县范蠡商业步行街”。建设者认为,范蠡是我国古代商圣,是儒商鼻祖,范蠡是在华容去世的,在华容县商业步行街树立范蠡塑像,是为了纪念范蠡,寓意商业的兴旺发达。这样做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言之凿凿,不由你不信。

 

    范蠡,字少伯,曾名鸱夷子皮,晚年称陶朱公,楚国宛三户人(今河南南阳),生卒年月已不可考。谭宁贵先生所撰《商圣范蠡•••范蠡年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出版)认为,范蠡比孔子小约34岁,比鬼谷子小约38岁。范蠡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17年。范蠡曾拜鬼谷子为师,具有非凡的智慧和谋略。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复仇之后,弃官经商,成为巨富,后又散其财帛,偕夫人西施泛舟五湖,隐居终身。

 

    范蠡究竟是否死于华容、葬于华容,这是一个历史谜题。但有关古代文献上确实有范蠡死于华容、葬于华容的记载。《史记》集解张华曰:“陶朱公冢在南郡华容县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也”。王隐的《晋书•地道记》载:“陶朱冢在华容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盛弘之《荆州记》、刘澄之《荆州记》均认为范蠡墓在华容县西。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夏水又东过华容县南”,“夏水又径交趾太守胡宠墓北,历范西戎墓南”,并在注文中,引南朝宋郭仲产《荆州记》(《荆州记》有各个时期不同作者撰写的多种版本)加以说明,郭仲产在华容“亲径其地”见到的故西戎令范君墓碑,是西晋永嘉二年(308)所立,尽管碑文上没有“蠡”名,但“称蠡是其先也”。这些是现今可以查到的最早的文献记载。

 

    这些记载表明,范蠡墓在华容县应当不假。胡宠墓,通过《南郡华容胡氏族谱》和世居华容的胡宠后裔,可以在华容县城找到其具体位置。范蠡墓同样也可找到具体位置,两座古墓相距不到一公里。 我们再来看看地方志书的记载。清光绪壬午年(1882)纂修的《华容县志》,除记载范蠡墓在华容县西田家湖边外,还有两处关于范蠡在华容县生活和活动的记述。一是陶朱洞:“樊陀山,邑东七十里。山背有石穴,可半里许,日月莫照,闻为陶朱洞,云范蠡牧羊处。俯视洞庭,忽忽如案几间。山顶方平,一名方台山。” 方台山今在华容县东山镇洪山头境内,其洞穴仍可找到。

 

    二是范蠡鱼:“范蠡鱼产赤沙湖,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钓得大鱼,烹食之;小者投于波中,因名。”清人黄本骥撰《湖南方物志》(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录有南朝祖冲之、任昉《述异记》关于范蠡鱼的一段记述:“洞庭湖有一陂中有范蠡鱼。昔范蠡钓得大鱼,烹食之;小者放之陂中。”范蠡泛舟五湖,在船上度日,总得要有食物。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范蠡来到属于洞庭湖范围的赤沙湖钓鱼,以解决食物问题,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范蠡鱼是一种什么鱼,我们不知道。有人估计是鲫鱼。华容的河湖港汊中,鲫鱼是最常见的野生鱼种,繁殖力极强,味道鲜美,而且容易钓上来。说范蠡鱼即鲫鱼,似乎不无道理。

 

    古代赤沙湖的范围很大,包括华容县的南山乡以西、终南乡以西、新河乡、北景港镇、注滋口镇和南县县城东南的大片地域。现已淤积开垦,只剩下一些零星水面。范蠡在赤沙湖钓鱼的地方,已无从确指。这些记述说明,范蠡确实到过华容,其与华容的关系,是不容否定的。明代纂修的《(万历)华容县志》,也有范蠡墓在华容县西的记载。万年淳(1761—1835)《洞庭湖志》有“范蠡墓,旧传在华容县西南湖滨”的记载。1958年出版的《湖南省志•文物志》有“范蠡墓现属华容护城乡,尚完好”的记载。地方志书关于范蠡墓在华容县西的记载,是非常明确、具体的。

 

   《湖北方志通信》1984年第1期,刊载了一篇题为《范蠡寿终鹿角峰》的文章,提出范蠡死在石首的鹿角山上。该刊同年第8期又登出一篇题为《范蠡并非死于石首》的文章,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之后,又有张善长、刘伯扬先生和何浩先生分别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发表《也谈范蠡寿终何处》(1985年第3期)和《再谈范蠡的寿终之处》(1987年第1期)的文章,对范蠡的寿终之处进行探讨和争鸣。范蠡死于石首鹿角峰的观点虽被一些学者质疑甚至否认,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还是有其值得采信的地方,可以成为一家之言。因为石首古属华容,石首第一次从华容县分置出去是西晋太康元年(280),后经过多次合分,最后一次从华容分立出去,是唐武德四年(621)。说范蠡死在石首,与说范蠡死于华容是不矛盾的。

 

    把这个一家之言同范蠡在华容的多项记述和传说结合起来研究,或许更能够说明问题。这个鹿角山在哪里呢?鹿角山是桃花山脉中的一座景色秀美的小山,位于石首市桃花山镇境内。华容人习惯地称鹿角山为鹿角峰、鹿角头,明代中期以前全属华容县管辖,明代中期至民国,是华容和石首的分界之山,半属华容、半属石首,解放后于1950年7月,随其所在的青竹沟村(青竹沟古名青兕沟,是古云梦泽特有动物青兕最多的地方,后青兕灭绝,人们见这里生长着大量竹子,故名)等几个村一同划归石首县管辖。这个鹿角山与方台山相距不远,方台山在东,鹿角山在西,两山相距仅十多公里。明代兵部尚书刘大夏(1436—1516)晚年曾写过一篇《鹿角山隐居记》的文章,说鹿角山两峰如髻,中有平地数亩,为昔人隐居遗址。刘大夏所言“昔人”或许包括了范蠡。今考鹿角山,山上树木青翠,山顶两峰耸立,两峰之间确实有一块2000多平方米的平地,山下原有范湖,从明代起逐步淤积开垦成农田,山北不远处就是长江。古时从这里可以乘船经夏水(华容河)到达华容县城以西的田家湖。以此看来,范蠡在鹿角山去世,然后经水路运至田家湖边安葬,也是有可能的。

 

    关于范蠡的墓葬,史学界多认为在安徽涡阳县东南。但也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有说在山东定陶县城东北15里者,有说在山东肥城陶山者,也有说在苏州太湖者,还有说在浙江桐庐者。全国大约有五六处之多。孰是孰非,谁也拿不出直接证据,谁也说不出让人确信的理由。笔者以为,范蠡“浮海出齐”、“泛舟五湖”,是其告别越王勾践之后改变人生轨迹的重大行动。范蠡晚年泛舟五湖,应该离开了齐鲁之地,说范蠡墓在山东,似乎不合情理;太湖和桐庐属吴越境地,范蠡不可能再去吴越,范蠡墓也不应该在那里;而涡阳又没有大的湖泊,泛舟五湖不可能到达涡阳,与涡阳相距较近的城父虽然做过楚国的陪都,但那是范蠡去世以后很久才有的事情,范蠡墓也不应该在这里。真正有可能存在范蠡墓的地方,只有湖南华容这个地方。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泛舟五湖”的概念问题。按照《周礼•职方氏》的记述,五湖不是抽象概念,不是泛指,而是具体概念,是确指。“其浸五湖”后人多认为即太湖。《国语•越语》所载“范蠡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至反五湖,范蠡辞于王”,其五湖也应该是指太湖。范蠡“泛舟五湖”的概念出自《国语》。《史记》上只有范蠡“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浮海出齐”、“乃乘扁舟,浮于江湖”的说法。没有“泛舟五湖”的说法。如果片面地、狭隘地理解“泛舟五湖”,那就是“乘船游历太湖”。这里就有一个与事实不符的问题,“乘船游历太湖”,何以“出齐”、“之齐”、“适齐”,怎么能到达齐鲁之地?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对范蠡“泛舟五湖”概念的理解,应从《国语•越语》所载“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重点在“莫知其所终极”这句话来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个概念的含义。

 

    范蠡“泛舟五湖”是后人对其乘船出行行为的记述。这种乘船出行的行为,在范蠡的一生中并非只有一次,而是有过多次。范蠡早年同文种奔赴越国,就是乘船去的。在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的过程中,也使用过船只。范蠡离开越国时,当然首选船只作为交通工具。在以后的几次迁徙中,可能都使用了船只。后人所称“泛舟五湖”,应该看着是其乘船出行行为的总称,是泛指,而非确指;是抽象概念,而不是具体概念。 范蠡泛舟五湖,至少应该认为绝非止于太湖。而“莫知其所终极”,则说明范蠡到过华容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如果与范蠡晚年的际遇联系起来分析研究,范蠡到过华容、死于华容、葬于华容就显得更加可信。

 

    我们试想,范蠡在齐鲁已经发家致富,本来可以安居乐业,安度晚年。范蠡为什么不这样做,偏偏要散其财帛、泛舟五湖呢?范蠡的这个举动,必有原因,必有他行为的目的。原来,范蠡的第二个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在死牢里。范蠡离开齐鲁回到家乡楚国,想找机会向楚王求情,以救出自己的儿子。一方面,派自己的大儿子用牛车载着重金去郢都疏通关系,一方面亲自乘船来到华容寻找机会。因为华容建有楚王离宫章华台,楚王经常来华容云梦泽打猎,在这里最容易找到晋见楚王的机会。实际上,范蠡最后一次泛舟五湖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救儿子。儿子最终没有救出来,范蠡遂在华容隐居终身。

 

 

相关链接 范蠡救子   来源: 越剧百年  作者:  编辑: 童丽莉

 

    越王灭吴复国之后范蠡功成身退,隐居于齐国陶山,经商致巨富,世称“陶朱公”。范有三子:大儿随父艰辛创业,惜钱如命;二儿继承父业,在外行商,忘义贪求;三儿湎沉于玩乐,浪荡成性。三子皆不成器,而范蠡因年迈体弱,疏于教养,终罹大祸。

 

    其时,楚国某地三年苦旱,饿殍遍地。二公子受商人鲍利教唆,以为“奇货可居”便乘灾囤粮。范蠡久居谋臣之位,深知“民不可欺,法不可违”,闻讯大惊,立即修书命二儿“赈放存粮,迅即返家”。谁知书到之时,二公子已因哄抬粮价激怒灾民,被告朝廷,楚王震怒,逮捕下狱,面临杀身之罪。二公子下狱凶讯传来范府,全家震惊。范蠡推断必判死罪。范母哀求范蠡救子,范思之再三,修书一封,命三儿带重金去楚国,找忘年至交庄生大夫“赎儿之命”。大儿心痛钱财,又怕三弟在外胡来,“暗中督察”。

 

    庄生,乃楚国谋臣,深为楚国器重。见范蠡书简后心领神会,便将所交千金全部购粮,以二公子名义运往灾区放赈。此举既救饥民,又平民愤,万民称颂,便上书楚王求赦。可惜三公子恶性难改,不遵父命返家,竟去妓院寻找赃官行贿,以致又招大祸。灾民求赦书到王宫,楚王嘉其“知错能改”,下旨赦罪。此事被赃官获悉,便冒功向三公子再次索贿。大公子误以为庄生无功而吞千金,竟去索还。庄生告之真相,大公子不信,亲去灾区,停止放赈。因此又激怒灾民,上告奸商欺诈。此时楚王已查知赃官受贿,又见欺君坑民,大怒下旨就地处斩。

 

    待范蠡闻讯赶到楚国时,二儿子已命丧黄泉。面对一丘新坟,范蠡痛悔教子无方,致成大祸。便以此血泪惨事教诲大儿、三儿:“钱财如刀,可救人亦可杀人;钱财如水,既载舟也能覆舟”。两子震醒,范蠡于是广散钱财,请庄生代为修渠引水,以解灾情化冤孽。灾民感恩,庄生告慰:“范老先生丧一子而救两子,此亦大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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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未知 引用网址 : 三代历史-博客 更新日期 : 200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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