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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大坝背后的利益方 作者：魏刚|2005年07月16日09:53|原始出处：《中国投资》【内容提要】:怒江项目不是中国第一座大坝，也不是中国最后一座大坝，但它带来的争论却此起彼伏，不敢说后无来者，起码是前无古人。 1995年一个两库13级的大坝被正式纳入议事日程，该项目预计装机容量2100多万千瓦，超出三峡工程装机容量300多万千瓦。这样巨大的一个水利发电容量将大大缓解中国的电力紧张局面。 2003年9月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召开的怒江项目听证会上，来自动物学、植物学、地学、生态学等不同领域的30多位学者发表了他们的观点，学者们指出怒江大坝建设将会付出巨大的生态和社会成本。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认为，对项目影响的评价应该由独立的专家来执行，并同时公开这些专家的名字；建设项目的计划要服从于公众的审查，那些做出错误决策的官员应该承担责任。 来自专家和民众的"呼声"显然对怒江项目的决策产生了影响。2004年4月，有关主管部门下令暂时搁置这个项目。 到目前为止，围绕怒江的大坝之争基本分为两派，主建派和反对派。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在两派背后又都有着不同的角色扮演者。 盯着GDP的地方政府 站在前台积极推动怒江项目的是怒江州政府，怒江水电开发对于州政府来说，已不仅仅是十三座大坝带来的源源电力，而是对怒江地区GDP的整体拉动。 地处滇西北的怒江生存环境恶劣，经济发展缓慢，至今仍是云南乃至全国最贫困的地区。据云南移民局局长杨骏介绍，72万亩耕地大部分是挂在陡坡上的"大字报"地，每亩地的产值回报仅33元，10亩地养活不了1口人。全州唯一支撑地方经济的森工产业也在天保工程实施后，退出了历史舞台。2002年，怒江州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5亿，比15年前只增加了3000多万，财政自给率仅为14.7%。 但是怒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仅怒江中下游可开发装机容量就达2100万千瓦，与国家其他十二个水电基地相比，其可开发容量居第六位，与云南省资源比较，水资源占全省的47%。 据云南省发改委编制的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规划报告指出，13个梯级电站的开发，总投资896.5亿元，如果2030年前全部建成，平均每年投入30多亿元，国税年收入增加51.99亿元，地税年收入增加27.18亿元。根据统计，电站建设每投入20万元，就会带来一个长期就业机会，896.5亿元的总投资，可带来448250个长期就业机会。 巨额投资还将带动地方建材、交通等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地方GDP的增长，促进财政增收。梯级的建设，将使电力成为地方的新兴支柱产业，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由于可以以较低电价带动和支持矿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地方经济将会实现产业更新和产业升级，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将远远超过电力行业本身。 在电话中杨骏还告诉记者，梯级水库的建成，除了水能的利用之外，还产生巨大的水利效益，使农业获灌溉之利，城乡获供水之益及河道通航之利。光潞江坝一地，就可增加灌溉农地2.31万平方公里(34.6万亩)。 另外，同属三江并流地区的澜沧江漫湾水电站也让怒江州看到了脱贫的希望。据统计，现在国家财政每年可从漫湾电厂获利1亿多元，省财政获利5000多万元，所涉及的4县共获利5000多万元，漫湾电厂和省电力公司共获利1.2亿多元。 因此对于怒江州政府而言，水电开发是当务之急。 渴望回报的投资方 与州政府结为战略联盟的显然是投资方，他们好象不喜欢粉墨登场，更多时候在后面看场上的表演。 西南的几条主要江河已经被几大电力巨头划分了势力范围，怒江水电开发项目的投资方是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象其他电力集团一样，能够快速立项、审批上马、建成发电、得到回报是投资方美好的愿望。然而现实却不那么乐观。 华电集团参与到怒江流域水电开发中来是在2003年春节后。当时华电集团总经理贺恭与云南省主要领导交换了意见，从整个水电开发的形式——"水火并举，优先发展水电"着眼，决定开发怒江水电。 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介绍，当时云南很多老领导都同意怒江水电开发，再说贺恭在云南工作长达14年之久，曾担任云南省电力局副局长，参与了云南省第一个百万千瓦水电站漫湾电站的建设，非常熟悉云南情况。2003年3月14日，华电集团与云南省政府签署了《关于促进云南电力发展的合作意向书》。 本来按照规划，2003年内将开工建设六库电站，同时启动马吉、碧江、亚碧罗、泸水、赛格和岩桑树电站的设计工作。但是因为随之而来的一连串"舆论攻势"，所有的设想开始搁浅。 华电云南总经理郭世明承认：建水电站，受益最大的确实是企业。然而怒江项目拖到现在，受损失的也是企业。到目前为止，华电已向怒江项目投入2000万元，这还只是有关勘测、设计费用。如果项目不能开工，那这钱就打水漂了。 事实上，在怒江这样水能丰富的地区，电站盈利似乎并不困难。仅仅靠着目前怒江支流上的49座中小型水电站6万千瓦的发电量(只占整个怒江地区可开发水能的0.03%)，水电公司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劳动就业部门和纳税大户。目前当地水电行业2000多人就业，每年纳税在1000万以上。 作为怒江水电工程的投资方，华电目睹滚滚江水东流去，却无法发电创造效益，确实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扬名立万的环保人士 在大坝之争中孤军奋战的是民间环保人士，他们在前台的表现往往冲动而坚定，有时还会以诗人的情思来感召大众。随着怒江水电开发的争论，绿家园、地球村、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等环保NGO逐渐浮出水面。他们通过讲座、论坛(比如记者沙龙、水之声论坛)等形式开始积极宣传怒江大坝的相关事宜。汪永晨、沈孝辉也不断替环保总局的一些官员呼吁、"打气"，希望他们能够挺住。 大家可能会感到奇怪，以前大坝也建了不少，怎么没见NGO的影子，这回在怒江一下都冒出来了。 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对这种情况比较反感：你问问他们对怒江了解多少？怎么能对情况不甚了解就说三道四呢？怒江州委宣传部部长段斌称，这些专家学者是脱离实际，凭想象说话，极端片面地理解环保。 曾经到过怒江州徒步旅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的一位博士后也表示过这种态度：抽象地说，我也拥护环保。可是到了怒江一看才知道，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原始，多闭塞，多贫困。怒江搞水电开发可能是他们通往现代社会的唯一通道了。搞环保也应该问一句谁需要这样的"环境"？是衣食无忧的大城市人，还是当地老百姓？ 2003年11月底，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在泰国举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参加的有绿家园、自然之友、绿岛、云南大众流域等。最终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此联合签名最后递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专门回信，称其"关注怒江"。随后，泰国的80多个民间NGO也就怒江问题联合写信，并递交给了中国驻泰国使馆。 我们知道任何组织都是要生存的，尤其是NGO这种民间团体。目前中国NGO的经费来源大部分是海外捐赠。据"地球村"年度报告介绍，"地球村"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外的基金会支持。通常是做好项目策划，然后向福特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等组织申请经费援助，这部分占了所有经费来源的90%左右。 著名学者方舟子就此指出：他们这些"环保人士"都自称是NGO，是非政府组织，这些"环保组织"许多实际上是拿国外有政治背景组织的钱，像这样的还能不能算NGO，我觉得可以商榷。 他介绍说，"地球村"在2002年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馆获得了40.9万元的活动经费。这个"环保组织"在同一年从德国HeinrichBoell基金会获得了36万元活动经费，该基金会是隶属德国绿党的政治基金会，而德国绿党是德国的联合执政党，这不能说没有政府背景吧？ 通过大坝之争，很多环保人士的确走到了前台，很多民间环保组织也声名鹊起，知名度大大提高。如此是否有了向海外机构要钱的资本呢？我们不得而知。 当然，如果只是凭"受人钱财、与人消灾"来判断环保人士的立场也似乎欠妥，但在怒江，环保声音的突然增大，还是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期待改变的当地百姓 在这场争论中，真正与大坝息息相关的当地百姓却既不在前台也不在后台，他们对大坝将给生活带来的影响知之甚少，似乎也没有代表他们的声音，他们能做的，可能只是最后接受这场大戏的结局，不管是喜是悲。 怒江是典型的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要脱贫，一个优先的选择，是大力开发怒江的水电资源。这是何祚庥院士深入怒江考察后的感叹。 怒江州的农业生产力非常低。一个科技人员曾经为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感到惊讶！仔细一了解，以当地的地形特征来看，应该说独特的生产模式是科学的，而且是"先进"的，因为一旦采用"先进"的耙犁耕锄，就会造成大量水土流失。 何院士呼吁，怒江流域人民的极度贫困，是上层决策者和科技工作者必须正视的现实。 同样到过怒江的陆佑楣院士感触颇深：目前，怒江流域各民族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怒江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面临危机，人们都在寻找改变这一状况的出路。 据《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规划报告》介绍，水电开发将给当地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据推算，怒江中下游水电站将可带来44万个长期就业机会。 云南移民局局长杨骏透露，移民安置一般是企业出补偿，政府负责移民实施。怒江正在争取国家按照三峡移民的标准来进行补偿，即人均补偿5～7万元。对于年均人收入不足30元的怒江百姓来说，这是一笔值得让他们付出更多的收入。 可见，对于刀耕火种、朝不保夕，用自身的躯体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艰苦搏斗的怒江老百姓来说，水电开发毕竟为他们指出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那十三座高耸的大坝也许寄托着他们祖祖辈辈的梦想。 怒江项目既然不会是中国最后一座大坝，那么有关它的争论迟早会尘埃落定。但争论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决策的民主以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今天，决策透明固然重要，但各方的博弈不管出于什么利益，希望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能给贫穷的怒江百姓一个希望。也许我们的目光看得不够远，但在自然的江河上耸立的大坝会记住这些不同的声音。也许若干年后，怒江这条奔涌的河流会映照出今天所有参与者的身影，谁是谁非，历史自有公论 大坝七宗罪的误区 作者：张博庭赵顺安|2005年07月16日10:07|原始出处：《中国投资》【内容提要】:从资源和环境两方面综合考虑，水坝建设对人类社会还是必不可少的。适当的建坝也符合实现人类社会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围绕着水坝利、弊的争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世界水坝委员会(WCD)的组建和《水坝与发展》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的提出达到高潮。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报告是人们对水坝建设的深刻反思，它是第一次从环境和社会的角度，全面探讨水坝问题。报告通过对一些已建成水坝的详细调研，在广泛收集来自各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一改过去对水电作用赞扬为主的态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水坝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为我们全面认识水坝的社会环境负面作用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然而，很多人把这份主要总结归纳水坝负面效应、从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水坝的《调查报告》，误认为是对水坝的全面评价。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水电所创造巨大的社会、环境和生态效益，而误认为所有的水电站都要引发严重的社会环境、生态问题。事实上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大力发展水电的过程中，通过兴修水利，建设大坝使得社会、生态、环境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关于水电经济性的评价问题 在WCD的《水坝与发展》调查报告中，有关水坝经济效益方面的主要结论概括起来有如下七个方面。 结论一 用于提供灌溉服务的大型水坝通常都未能达到有形目标，没有收回成本，并且在经济上获得的收益也比预期的要低。 首先我们承认《调查报告》说得很对。尽管水坝的灌溉作用是巨大的，然而世界各国普遍都把水坝的灌溉作用当作社会公益，因而很少有国家能够从水坝的灌溉效益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但是，水坝的灌溉效益却是十分巨大的。例如：由于黄河刘家峡水电站的修建，该地区三个省的灌溉用水保证率从65%上升到100%，灌溉面积增加近1600万亩。平均单产从100kg/亩上升到380kg/亩，粮食总产增加150万吨，每年仅农业增收达数亿元。龙羊峡的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几乎所有的有灌溉作用的水坝都能创造极大的农业灌溉效益。 结论二 用于市政和工业的大型水坝在时间上和提供大批量的用水方面，都普遍不能达到预期目标，资金投入成本回收率不高。 水库的供水作用和灌溉问题相似，具有很大的公益性成分。以我国的北京和天津为例，两市分别由密云水库和潘家口水库负责供水。与《调查报告》说的情况相似，为了使居民用水价格不至于过高，政府在很多环节都投入了补贴，这样包括两座水库的供水收益当然都会受到影响。 客观地说，《调查报告》反映的情况并不是水坝本身缺陷造成的，是由国家具体政策决定的，这些不应该影响对水坝社会作用的评价。相反，从北京和天津来看，如果没有这两座水库供水，两座城市几乎难以维持。因此，水库供水作用的正面效益和重要性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 结论三 用于控制洪水的大型水坝提供了防洪效益，但同时在那些仍然受到洪水威胁的地区，由于建造大坝赢得了一段时期的安宁，导致人口增加，从而又增加了这一地区日后洪水的危害性；同时一些地区由于水坝管理不当或水坝质量问题，而出现的洪水溃坝现象的水灾事故也并不少见。 大坝一旦失事将造成更大的危险，强调重视大坝的安全性是对的。但是，如果把这些作为水坝的缺点就有问题了。就像我们担心飞机失事，也不能否定整个航空业一样，担心不能成为否定水坝作用的借口。实际中，水坝的防洪正面效益是令人惊叹的。中国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总结水电站防洪作用时透露，中国1335座大中型水电站在1998年的特大洪水中发挥的减灾效益达7000亿人民币。如果按照我国水电建设的平均成本1000美元/kw计算，仅1998年这一次7000亿的防洪减灾效益就要比中国水电建设的全部投入还要高得多。看来仅仅防洪这一项作用，就不能再说水电的经济效益不好。 结论四 用于提供水力发电的大型水坝趋向于接近、但通常还是低于所定发电目标，一般说来，水力发电项目可以实现经济目标，但具体项目差异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型水坝不可避免的问题有：一是坝龄老化，维修保养费用增加；二是气候条件和水文特征变化，水坝安全问题更加突出，由此带来的投资也将增加。 水电站的发电效益也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水电站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初期建设成本比较大，建成运行以后成本低，所以普遍的实际情况就是，水电站建设时间越长效益越好。以我国的丰满水电站为例，因为运行已经50年以上，大坝曾经全面加固维修。维修费用相对效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目前该电站的经济效益还十分突出，维修后至今发电成本和上网电价仍然是大大低于一般火电厂。实际上反映水电站发电经济效益最明显的事实是，我国几乎所有的水电上网电价都低于火电。所以，《调查报告》在这方面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结论五 用于提供多种服务的综合性大型水坝一般也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而人们对预定目标通常过于乐观。 这些批评确实有些道理，很多情况下水电与防洪、供水之间确实需要进行优化调度，不可能实现在各方面都同时取得最大效益。可是这些好处、损失的前提，必须是修了水库、电站。所谓的损失只也只是相对于最大预期效益减少而言。相反如果没有水库、电站，这些好处一样都得不到。实际上水电的经济性不是单一的。即使为了防洪，不发电弃水也同样具有很好的防洪效益。除此之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也可以用技术手段逐步解决水电站电力调度和水库用水调度的矛盾。例如：在水电站周围建立电解水制造氢的装置，充分利用电站弃水时的多余电量制造氢能源。 结论六 大量案例调查表明，大型水坝普遍表现出施工期的延长和大大超过预算成本。 确实水电建设工程超支预算的现象较多。这是因为水电建设的地质情况复杂，社会意外影响因素比其它工程要多。尽管在电站设计建设初期，人们应该留有充分的余地，但是一般情况下很少有投资人愿意故意夸大自己投资项目困难的。所以实际当中水电站投资超预算的情况确实比较普遍。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原来动态投资预算约2000多亿，由于我国经济软着陆，建设期很多原料价格下降，实际投资最终不会超过1800亿，比预算有大幅度降低。这说明预算超支，并非是水电工程自身的弱点，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水电没有必然的联系。 结论七 水坝工程的腐败和贿赂情况严重。 从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情况看，不光是水坝，像公路、房屋以及其它各种工程项目建设中，同样不可避免出现各种贿赂和腐败现象。如果因为怕不公正，就都不容许发展建设，那整个社会只能停滞。所以，用这种理由去阻止发展建设的做法是不明智的。 有关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是水电建设中矛盾最尖锐的问题。在水库移民问题上，国内外常有些人说，不管移民效果如何，只要移民本人不情愿，你就不能移。否则就是不尊重人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但是，根据我国史书记载(大约2千年的时间内)中国的黄河决口、泛滥、改道已有上千次。每一次发作，都会吞噬成百上千人的生命，都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逃离家园，被迫迁移。河流的自然规律根本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自由选择居住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安定，政府有责任开发建设维护公共利益的重大工程项目。我国的三峡工程移民人数创造世界之最，达到110万，如此困难的工程之所以能够通过，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了保证下游1000多万居民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据有关记载，长江一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严重洪水就使30万人丧失生命。为了防止这种悲剧重演，社会难道不应该承受移民带来的各种困难。 然而，实际的问题是，水电移民搬迁到底会不会损害移民的利益呢？这是水库移民工作中争论的焦点。我国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水库是山区水库，库区群众原本生活十分贫困，移民给他们带来了脱贫的机会，成为摆脱贫困的一个途径，因此移民工作通常会得到库区百姓的支持。与国内外反坝人士宣传的情况完全相反，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官员到我国一些库区考察，也了解到库区群众都愿意移民搬迁。不但如此，实际上水电项目开发能够结合扶贫进行有补偿的搬迁，移民不仅深得民心，而且越早越好。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移民的搬迁补偿相对还是比较低的，也存在一些政策问题，很多老的水电站移民中都存在一些遗留问题，也确有一些造成部分移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这样的低补偿政策虽然降低了当时水电站的开发成本，可是，根据我国还本付息的电价政策，又使得这些开发成本很低的老水电站的上网电价很低。电站建设对移民低标准补偿的效益，已经通过低电价上网转移到全国的电价平均水平当中去了。 客观地说，任何水电站工程的建设，无疑会大幅度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效果更为明显。在我国很多贫困地区百姓中流传着"要想富，进水库"的说法。但是，工程建设结束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将逐渐恢复正常。目前社会普遍面临的三农问题，同样也还可能困扰库区的群众。尽管工程建设时期的投资拉动和移民补贴，肯定会有助于当地困难群众脱贫，但是，我们不可能让移民问题的解决，脱离中国社会大环境，也不应该把库区所有三农问题责任，都永远归结到水电站的建设上去。 泥沙问题的影响 泥沙问题是水电工程中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水坝对于河流中泥沙的运动影响很大。在河流上建坝，阻断了天然河道，导致河道的流态发生变化，改变河流的泥沙运动规律进而引发整条河流上下游和河口的水文特征发生改变，这是建坝带来的最大生态问题之一，也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应该特别注意慎重对待。在这方面，历史上最深刻的教训应该是三门峡水电站。 三门峡的教训，并不是水电工作者的疏忽。当时多数水利水电专家，并不是不了解黄河的泥沙可能造成的后果，而是被强烈的人定胜天的政治宣传所误导，相信在上游地区的植树造林，采取生态保护的群众运动，能够使黄河含沙量很快降低。所以，三门峡的教训不应该是建水坝的错误，而是不能以科学的态度考虑建坝以外的环境问题造成的。这并不是说，因为黄河的泥沙含量高就都不能建坝。此后，我国的水利工作者先后在黄河上建造多座大型水坝，再没有出现过类似三门峡严重影响生态环境的情况。并且还取得了很好的生态环境效益。 可见，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水坝的观点，谁都不能否认泥沙淤积的作用是有利有弊，只不过就是一些反坝人士们总要对水坝的上、下游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片面强调上游淤积的坏处和下游淤积的好处。从而完全否定水坝的生态环境作用。事实说明，泥沙的生态环境作用是辩证的。对于具体工程而言，我们应该全面、客观、一视同仁地评价水坝上游和下游的泥沙作用情况，既要重视解决泥沙问题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同时也不能否定泥沙产生的生态环境效益。我们不能盲目地在河流上建坝破坏自然生态，而要理直气壮地建设那些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水坝，兴利除弊，在发展人类文明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水坝对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建水坝产生的生态问题除了泥沙和移民问题之外，最难以回避的就是水坝影响鱼类和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但这也并不是象反坝人士宣传的那样，建坝就一定是破坏自然生态。因为人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应该留有人类生存的空间。只要有人生存、活动的地方，就必然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这是很正常的。 客观地说，人们应该尽量减小对自然进化条件的人为影响，但是，如果在建坝过程中采取了各种措施之后，仍然不能挽救某种生物的命运，那恐怕就是不建坝也难以保证该物种的存在，该物种的灭绝最多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很多实际情况也说明这一点。在金沙江奚落渡水电站可能影响的三种濒危鱼类的争论中，由于现在还没有修电站，人们非常希望能够采集到这些濒危鱼类加以保护，可是，几年来人们费尽心机至今还没有人在金沙江里捕捉到过这三种鱼。同样在关于怒江建坝的争论中，预计可能受到影响的分布在水库淹没线以下的有4种濒危野生植物，近50年来一直再没有人见到过，目前只有植物标本保存。事实上在建坝地区，确实有不少濒危物种即将就要或者说已经灭绝，即使不建坝，人类社会其它活动的影响也都难以改变这些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生存环境的物种逐渐走向灭亡的自然规律。不能把这些自然进化规律，都说成是人类建水坝的罪状。 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如果不经过充分的论证、仔细的斟酌和权衡利弊，人类不应该在河流上轻易建坝。在十分必要修建的水坝建设实践中，通过设置渔道、人工辅助繁殖、人工协助过坝等工程措施，可以力求减少水坝对鱼类和其它自然生物的影响。可以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重视，这方面的投入会更多，效果会更好。 水电站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尽管WCD的《调查报告》结论中并没有强调水电站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但是，也没有对该问题做出客观的评价。有文章说"有机物在分解过程中大量消耗水体中的氧气，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并排放到大气中，形成温室效应。巴西一座名叫土库鲁衣的水库建成后，对其6年的连续监测表明，在此期间该库共排放了945万吨二氧化碳和9万吨甲烷，其对温室效应产生的影响约相当于同等电力的燃煤电厂的60%；而另一座名叫巴尔比拉的水库在蓄水后的3年中，共排放了2375万吨二氧化碳和4万吨甲烷，其产生的温室效应影响比同等电力的燃煤电厂还要多出20吨。加拿大一个淡水研究所对两个大型水库的研究表明，其中一座水库每kwh电力所产生的温室效应方面影响，与一个燃煤火电厂基本相等。 实际上，所谓水库和发电功率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有的水库有几十亿立方米的库容也可能没有装机，有的水电站几乎没有水库，(比如葛洲坝水电站270万kw的装机实际上就是径流式电站)。所以，要说"水库每kwh"可能是一个从零到无穷大的变量，只能针对具体某一个特定的水库才有意义。排放比较的结果也只适用于那个特定的水库和电站，离开了那个水库就丝毫没有意义了。 另外，从定性分析来看，水库淹没产生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只是残留在水库中的有机物(按照要求，蓄水前都应该进行清理)，这种情况即便在天然湿地中也会发生，其最高排放极限也不过是把所有有机碳水化合物中的碳元素，全部转化为二氧化碳。实际上热带地区的水库由于气温高，植物分解腐化快，短时间内的排放量必然会加大。而寒冷地区的气温低，水库中的植物不易分解，所以，单位时间内的排放量较小，但是持续时间会很长。总之，可以肯定地说，水库排放的数量必定是有限的，根本不会出现排放量很大、持续时间很长的情况，而且，实际排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递减为零。这与依靠不断的输入原料进行燃烧、产生大约煤炭2.5倍的二氧化碳的火电厂排放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两者之间根本不具可比性。那么，在实际中这种水电排放高于火电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全世界的情况我们不好下结论，但是从占世界水坝数量一半以上的中国情况看，根据中国水利部部长的报告，可以说一例都没有。 水库加剧水污染问题 在江河上建坝影响了水的流动，有人认为将会加剧江河的水污染。其理由是，水的流动可以增加水的自净能力。不错，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一个成语叫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但是，科学不能光凭感觉就得出推论，也不能用人们常见的水中有机微生物的某些现象，就推论所有水污染都有同样的规律。 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水电站的水库建成后的水质比原来的河水有所提高(例如：著名的千岛湖产生的矿泉水)。当然，在污染排放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快速流动的河水，能把来不及扩散的污染物直接冲到下游或者海里，使人们在当地看不到污染的效果。建坝以后，由于水库的蓄水作用这种情况难以出现，排放污染物的效果很快就会在水库中体现出来。所以，很多人列举的一些水库增加污染的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建水坝增加了污染，而是水坝阻止了污染物向下游、向大海的排放。 此外，我们曾经认为海洋有巨大的吸污净化能力，但是，实际上海洋的生态也是同样经受不起人类持续不断的污染排放的。因此，依靠河水快速流动把污染物排放到海里的做法，从当时来看是减少了当地的污染现象，但是，如果从全局来看把污染物排放到海洋以后，治理更加困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建坝修水库不仅没有增加水污染，而且阻碍了污染物向大海的排放(长江上的葛洲坝每天截留的各种漂浮杂物达数吨之多)，为我们从根本上治理海洋污染提供了机会。 水库传播疾病的问题 一些文章中说"由于大坝截流蓄水，使原本流动的水体变成了静止水体，尼罗河的阿斯旺库区，由于蚊子大量孳生，导致一种叫裂骨热的出血性疾病暴发，死亡6000人。"对于这种说法，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阿斯旺大坝建成40多年的时间中，仅仅这一次疾病大爆发，有什么理由说明是大坝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反对阿斯旺大坝的主要论据是，减少了尼罗河任意泛滥、淤积带来的好处。我觉得有些奇怪，好像任意泛滥的洪水和退却后留下的无数水坑中，蚊子不能生长，只有在水库中才可能让蚊子大量滋生？因为，凡是湿地都有利于蚊虫、田螺生长，都有可能传播疾病。水坝建成后就是增加了上游的湿地，同时又减少了下游的湿地。如果仅用湿地的负作用攻击上游水库，而不考虑下游湿地的影响是不公正的。 我国的实际情况也无情地驳斥了这种"悖论"。中国浙江省解放前没有修过大型水坝，农村地区疟疾、血吸虫连年不断。而恰恰是在60年代新安江大坝在浙江省建成之后，却一度根治了被"悖论"诬蔑为水库淹没所带来的疟疾和血吸虫病。到现在为止，新安江大坝形成的著名的千岛湖还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度假圣地。千岛湖水被认为是有点甜的优质矿泉水。在事实面前,有谁还会相信水库传播疾病的谎言？另外，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大城市都是依靠人造水库蓄水解决水源供应问题，难道这些水库也都是疾病传染源？实际上，水库蓄水以后，其作用和天然湖泊没有本质的区别，有谁会相信天然湖泊就是疾病的传染源的宣传？当然，对于刚刚建成的水库，蓄水前应该特别注意清理工作，如果把大量的生活垃圾、污染物滞留在水库中，蓄水以后造成疾病传播的情况确实难以避免。但是，这属于水坝建设者应该注意的工作，绝不是水坝本身固有的罪状。 大坝呼唤科学态度 总之，我们应该全面理解《调查报告》的结论，认识到这是对我们以前那些仅仅看到水电巨大的社会效益的片面认识的有力补充，而不是对水电、大坝的全面评价。它是启发我们全面看待水电社会作用的助手，而不是让人们攻击水电、大坝建设的武器。 和人类所有文明活动都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一样，大坝、水电也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便是过去建设的大坝，绝大部分也仍然是生态环境效益是主要。因为，各国的大坝建设者们从来也没有疯狂到完全忽略大坝建设中应该注意的生态环境问题。 一般来说，各国经济可开发的水电资源仅仅占总水电资源的1/4左右。到目前为止，各国的水电开发都还没有超过其经济可开发的资源范围。也可以说各国对水电资源的开发建设，基本上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需要理智地进行的。目前的调查结论之所以看到水电、大坝的负面生态环境比较大，不是因为水电、大坝不应该建设，而恰恰是因为它对于人类文明的作用太重要了。全面调查之后你就会发现，各个国家大坝、水电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是人类的其他任何工程活动所不能比拟的。 实际上，水坝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应该说是有利有弊。对于具体的工程而言，辩证地分析之后，还必须有科学态度来决策。根据水坝工程对环境的影响不同，建议采取"积极改善、可以改变、不得破坏"的环境原则。即：对环境影响利大于弊的水坝工程，可以改善环境，应该积极建设。对环境影响利弊相当，但工程的资源、社会效益巨大，综合来看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据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原则应容许其上马。对环境有严重影响、破坏生态环境的水坝工程，应该坚决反对。 但就目前的发展水平和社会需要而言，从资源和环境两方面综合考虑，水坝建设对人类社会还是必不可少的。适当的建坝也符合实现人类社会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作者: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电与生态发展的对话 作者：原松华|2005年07月16日10:08|原始出处：《中国投资》【内容提要】:2004年6月，世界自然基金会在瑞士格兰德发布了《险境中的河流》，该报告是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完成的。该报告分析了水坝对淡水生态系统的各种威胁以及对整个流域的影响，并发出警告，大量建坝正在威胁地球上一些最大最重要的河流，其中南美的拉普拉塔河和中东地区的底格拉斯河、幼发拉底河与中国的长江是最大受害者。 在人类的筑坝历史上，大型水坝的建设常常被认为是人类意志力的骄傲和进步的象征，但随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诞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大坝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一把双刃剑 在过去，水坝被认为是解决洪水或者水灾、灌溉或者航运、发电或者蓄水问题的万灵药；今天，人们逐渐认识到水库中的水会从水库的表面蒸发掉，或者由于藻类的过度生长而变成死水；由于压力和老化混凝土会脆掉；那些水坝切断了鱼类的迁徙路线，造成了水库的泥沙淤积，还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来修复或重建。 1975年以前，大坝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目前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率平均已经达到60%以上，其中美国水电资源已开发约82%，日本约84%，加拿大约65%，德国约73%，法国、挪威、瑞士也均在8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90%以上，水资源开发已接近饱和。据中国大坝委员会资料，至2003年底，中国在建的水电大坝(坝高大于等于30m)有164座，至于待建和规划设计中的大水坝更是屈指难数了。 大坝建设之所以在20世纪后半叶经历其黄金时代，首先是因为全球能源需求和城市用水的快速增长，随着各国快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这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供水支持；在大坝的规划中主要从经济效益出发，基本不考虑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大坝被看作是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和实现大面积农业灌溉的优先选择。 随着大坝运行时间的增加，大坝的负面影响日益凸现，人们逐渐认识到"水坝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的益处常以付出高昂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为代价。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在面对巴克拉大坝时说："这是多么壮观、宏伟的工程啊！"然而4年后，这位印度巨型水坝之父意识到："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正在遭受着畸形庞大之病的折磨，为表明我们能够成就大事业而且拥有大事业和完成大任务的思想，根本就不是一种良好的世界观"。 尼赫鲁的忧虑在几十年后成为困扰着人类的现实。 全球由于修建大坝已经造成5000万～8000万的移民。水坝至今尚未给人们带来其倡导者所预言的利益;相反，50%以上水电站发电低于预期值，70%的项目未达到目标，几乎一半项目灌溉不足。水坝增加了社区防洪的脆弱性。另外，水坝平均成本超支56%......修坝的负面影响已经超出人们想象。 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陕西省就此提出"小水酿大灾"之说，矛头直指三门峡。2004年两会期间，陕西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联名提出停止三门峡蓄水发电。"高坝大库"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方案，当时并不是没人提出异议，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和水电总局实习生温善章就反对过。然而这种反对的声音却是那么地微弱。 40多年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的"兴建三门峡大坝必将造成水灾搬家"一语成谶。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先生在耄耋之年挺身而出坦言建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水利部前部长、80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也同样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 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是建国后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水库建成运用后，虽然给黄河下游防洪安澜和灌溉、发电等方面带来了巨大效益，但在建造的当时由于没有考虑排沙，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显。据水电部的历史资料显示，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50亿吨。黄河回水大有逼近西安之势。 由此可见，三门峡水库排沙问题的严重性绝不是现在才发觉的。尽管后来一系列改良举措经过专家的论证，理论上能使渭河的病情不致恶化。然而，由于水库的先天设计缺陷，加之蓄水常年不按标准等利益驱动因素掺杂其中，致使渭河河床依然不断抬升。2000年4月，在渭南召开的陕西省三门峡库区防洪暨治理学术研讨会上，81名专家学者针对库区出现的恶化态势，一致认为洪灾威胁非常严峻，解决三门峡库区问题是关乎陕西关中东部乃至陕西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谁能料到，大自然的报复竟是如此无情和迅速。3年之后，无情洪灾就汹汹而来。实践证明，真理恰恰被当年的这些"反对派"掌握着。 在2004年冬季和2005年春季，荆州市长江干支流相继发生荆江大堤文村夹、石首调关、松滋谢牟岗、抱鸡亩闸等4处重点崩岸。来自湖北省沙市堤防部门的消息称，如果算上一些小的险情，自2004年年9月以来，荆州市长江干支流堤防崩岸高达64处。荆江长江干支流发生崩岸和堤溃，主要原因是三峡大坝建成后，荆江上游由浑水下泄变成清水下泄，对堤防冲刷力度加大，在清水的下蚀和侧蚀的双重作用下，堤脚失稳堤岸崩塌。好在荆江堤岸崩塌发生在长江水流较小的枯水期，如果堤岸崩塌发生在洪水期，后果不堪设想。 阿斯旺大坝在上世纪70年代竣工，成为埃及的骄傲。这座水坝结束了尼罗河年年泛滥的历史，生产了廉价的电力，还灌溉了农田。然而近年来人们发现，它也破坏了尼罗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引发一系列灾难：两岸土壤盐渍化，河口三角洲收缩，血吸虫病流行等等。类似的弊端也出现在肯尼亚的姆韦亚水电站、中国台湾的美浓水库等很多地方。2003年底，在泰国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反水坝大会终于对水坝利弊提出了全球性的质疑，人们发现水坝并非永久可用，其寿命仅为几十到一百年。许多国家已陆续忍痛拆除大坝，拆坝及恢复江河生态的费用往往高于建坝，这样水力发电的"可再生性"也就需重新评定。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阿斯旺水坝弊端日益显著，尼罗河三角洲以每年5毫米的速度下沉，专家估计再过几十年，埃及将损失15%耕地，1000万人被迫离乡。为应付大坝带来的弊端，埃及被迫成立了"阿斯旺大坝副作用研究所"和一个部长委员会，计划5年内投入22亿美元保护河道环境。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追根溯源在于汲取教训，与其在灾害发生之后花钱救灾善后，不如用于灾害发生之前科学评估，让三门峡的尴尬不再重演。意大利曾有一座为汲取工程失败的教训而建立的碑，即瓦依昂水坝。这座造型优美、总库容为1.69亿立方米的大坝1960年开始蓄水，但因为发生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一次水库滑坡灾难，使它最终变成了一座262米高的纪念碑留给后人思索。 顺应水性的成功之作 1997年12月17日，是美国历史上值得记住的一天。北卡罗来纳政府和电力公司共同举行了庆祝QuakerNeck水坝拆除典礼。在这个事件的宣言上签名的有来自全美各地大约200个团体的代表，其中包括像美国当时的内务部长BruceBabbitt、北卡罗来纳州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长Wayne和卡罗来纳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BillCarvanaugh这样的重要人物。观察家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说："一直看到的是大坝在不断被修建，而从没有看到过被拆除的庆典。"此举意味着美国社会从传统的利用河流走进了一个河流管理的新时代。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水坝最多的国家，目前除了怒江和雅鲁藏布江，所有大小江河的干流或支流上都有密如蛛网的水坝，总数竟然超过万座。水坝形式多样，几乎囊括人类历史已有的类型。这些大坝一直成为矛盾的焦点：一方面，人口的极度膨胀和经济欲望对水、电资源的无限渴求；另一方面，来自生态环境的反作用力也在"提前引爆"，报复人类。 按照国际公认的水资源开发程度40%为警戒线，我国水能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几乎所有的江河都已完成水电梯级开发规划。四川省，嘉陵江规划了17级梯级开发；岷江上游干流规划了7级开发，其支流马边河规划9级开发；大渡河干流规划17级开发；雅砻江干流规划21级开发；在贵州，乌江干流规划11级开发，其支流芙蓉江规划10级开发；在云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分别规划了12、14、13级梯级开发...... 自然流淌的河流被扼住了咽喉，曲线优美的身体上出现了块块臃肿。为什么古人顺势引水的成功经验没有被后人推行？ 誉为经典的大运河、都江堰、灵渠等，全世界的人们包括水利专家们无不承认它们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和结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将都江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时评价道："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设计最科学、保存最完整、至今发挥作用最好、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大型水利生态工程"。 都江堰渠首工程建在岷江干流出山口与成都冲积扇平原顶端的交接处，为全灌区的制高点。都江堰巧妙地利用这一天然地势，从渠首直至千支万派的渠水末梢，没有一坝一闸，所有水量都是自流到位，正可谓"水到渠成"。人顺水势，水合人愿，水流顺势而下，自由奔放舒展，纵横整个古灌区。这正是浸润天府之国两千多年的无坝引水。 四川有句谚语："先有都江堰，后有天府之国"。正因为"无坝"，都江堰才长盛不衰，成为世界上运行时间最长久的大型水利工程。李冰设计的都江堰最关键的是顺从水性、顺水势、合水脉。汉代蜀学的集大成者杨雄说："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被认为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的现代钢筋混凝土大坝，其寿命却至多只有100至200年。 梯级水坝阻断大量珍稀鱼类和水生生物的生活走廊，会造成流域和环境生态系统的破坏，河流中的珍贵、稀有鱼类的栖息环境改变、回游和产卵通道被截断，使鱼类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导致物种的灭绝。而流动水体变成静止水体，使淡水被大量蒸发，水体中的盐分成倍上升，下游河道干涸，地下水位下降，土地盐碱化，湿地和河口三角洲消失等等。同时，为发电需要，每天大坝放水多次，造成水位反复变化，水温急剧升降，会对下游水生生物造成很大的影响和损害，而建设在地震、泥石流、山洪等高发区的水库，则可能由于垮坝，对下游居民和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 世界水坝委员会主席在一篇报告中指出了水坝功能的虚妄性。他说，全世界已花费了两万亿美元建造了4.5万座大坝。这些水库散布在全球61%的河流上。百年以来，地球上几乎每天出现一座大坝。但是几乎所有的水坝计划书都高估了水库的使用寿命及工程效益。事实上，大部分水坝都不能达到其预期目的。 世界水坝委员会在耗资上千万美元、历时两年、经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之后，形成了长达400页的报告《水坝与发展—新的决策框架》中，提出了对全球水坝全面、系统的认识：水坝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类从水坝获取的这些利益而付出了不可接受的、且通常是不必要的代价，尤其是移民、下游的社区居民、纳税人和自然环境付出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代价"。 生态思想撞击发展愿望 为什么当年水利水电界的专家中只有黄万里看出了三门峡大坝泥沙淤积将威胁渭河与西安？结论是，是黄万里的诗歌帮助了他，那些专家们只有技术一只眼，而黄万里还有另一只眼是他的人文情怀：诗歌。诗歌的核心是情感，可以说是情感使黄万里成为反对三门峡大坝第一人。黄万里学的先是桥梁工程，后是水利工程，本应该更多地以技术的眼光看世界，像一些水电专家，一条江河在他们眼里，处处是大坝，看到的尽是坝址。他之所以反对三门峡大坝，是因为他看到了淹没的土地、迁移的几十万百姓。鲁迅说过：有了科学技术，但丢失了人文精神，在人和物的关系上，就会是物欲横流，造成人的精神贫困。 著名社会学家周孝正则认为，现在学水利的如果没有学过人文或者人文学得不好，他们主持修大坝必出现问题。与其说迷信科学，不如说迷信技术，与其说迷信技术，不如说迷信利用某一种技术生产的一种产品，这种产品经过包装、利润，就变成一种商品，相信科学就变成相信商品，商品里还包含着狡诈的商人利益在里面。在周孝正看来，解决中国水的问题不是工程水利的问题，也不是资源水利的问题，而是社会水利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说到底是需要积极的、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而绝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周孝正说，具体到黄河三门峡的水坝，我认为确实是需要拆掉的，它象征中国从此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象征先进水文化的前进方向，象征着知耻近乎勇。怎样让决策更科学，怎样建立一个容纳多种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科学论证制度，怎样崇尚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及战略观念，希望三门峡水库能给我们留下活生生的镜鉴。 水坝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工具，任何一个水坝项目应该以实现长远的、根本的、可持续的人类综合福利为目的，都要做经济上的有效性、社会上的公平公正性和环境上的可持续性的统一。因此，世界水坝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以"公平、可持续、效率、参与式的决策和责任追究5个价值观为基础的新的决策框架。这5个价值观贯穿于整个报告，它们是符合联合国人权宣言所阐述的准则的国际框架。 是什么使美国这个曾经领导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建坝高潮的国家今天又成为"恢复河流的先锋"？"恢复河流"包含了观念和利益的冲突、政治上的进步、合作和妥协。 宽容和保留反对的意见对这个社会是一笔财产。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家铮曾评价对三峡持有异议的人："那些反对大坝建设的人，实际上也对大坝的建设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美国工程学博士艾中表示，越来越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工程实践不但应在一些经济条件的边界内进行，还应在环境与生态这些社会条件的边界内进行，这样才能实现工程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模式。来自专家和民众的"呼声"显然对怒江项目的决策产生了影响。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3年在约翰·缪尔陪同下游历了优胜美地地区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建设自己的国家，不是为了一时，而是为了长远。"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咨文中强调，"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如果浪费、破坏资源，滥用、耗尽地力，不能妥善利用增加其效用。那么，本来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的更大的发展和繁荣便会枯竭"。 经济利益集团的力量在20世纪的美国不可谓不强大，如同在当今中国同样强大的某些强势利益集团一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基本规律，即任何一个集体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它无法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它必将止步于更为强大的政治权力与法律。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并逐步摒弃单纯以经济收入或经济增长来衡量区域发展水平的观点。在6月14日召开的第二次中欧环境政策部长级对话会议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与欧盟环境委员迪马斯的交流中表示，中国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废物管理、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环境执法建设等多个领域继续和欧盟加强合作。参与是融入世界的前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河流保护与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必将实现。 【声明】本站引用此文不代表同意本文任意观点 仅仅为提供更多信息 不能作为任何参考建议 本文来自网上 引用●原文出处 本站并无版权 如有侵犯到您的权益 请来信指出 马上删除 如果您对本文章有您独特的见解 请您点击此发表或查看关于本文章评论 谢谢您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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