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中国人自私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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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们都是瞄上了助学团队中的其他成员,认为助学者都有钱,心又好,有的想通过参与助学来招徕、发展客户,有的想找个有钱有貌的二奶,等等五花八门。在发现助学者大都并非富翁,目的达不到后,他们就对孩子极端不负责任地迅速失踪了。 

第一节 公益尚未启蒙


平民教育家陶行知终身恪守“爱满天下”的人生信条,他在《中国的人命》一文中写道:一边是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无人过问,一边是一个孩子出天花,他妈妈把他抱在怀里七天七夜。“这伟大的慈爱与冷酷的无情如何可以并立并存?这矛盾的社会有什么解释?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

文章道出了多数国人的人性观是一种有选择的人性观,一种功利的人性观,他们并不是轻贱所有的生命,而是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根本没有生命权利普适性的概念,他们并不是没有爱,而是只有自私的爱,根本没有博爱的概念。
这种自私的爱,直接衍生出了我国大陆苍白的公益事业。

据说,世界首富的微软公司主席比尔·盖茨曾在中国哭过,为这么一件事:“非典”期间,中国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收到的捐款总共才770万元人民币。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超过了23万名,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而当国家面临那么严峻的灾难时,中华慈善总会竟只收到这么点钱,23万名富翁中只有一个以个人名义捐了200万元人民币,只有23万份之一,难怪盖茨要哭。

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2005年11月21日介绍说,他算了一笔账,2002年中国的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总共10多亿元,近两年并没有太大变化;2003年美国私人捐款2410亿美元,人均828.7美元,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差38倍,而人均慈善捐款相差了7300多倍。

在2004年上半年《福布斯》杂志第一次公布的“2004年中国慈善榜”中,大陆富豪们的捐赠只不过是其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几而已。而且,2003年被《福布斯》评出的那100位中国富豪,有70%干脆就没有在那个慈善榜中出现。中国富豪的捐赠额与其拥有的财产相比微乎其微,不值一提。中国的慈善捐助十分依赖海外,如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 


与国内“财富巨人慈善侏儒”相对照的是,国外的富豪,一般同时也是慈善家,最富有的人可能是捐赠最多的人,美国的顶级富豪基本上都身负最著名的慈善家头衔。

2005年11月,美国《商业周刊》给美国慈善家排队,选出了现代50位最慷慨的美国慈善家,比尔·盖茨又一次名列榜首。连续11年排名世界首富的盖茨,在过去四年里一共捐出了230亿美元,相当于他净资产的54%。2005年10月28日,盖茨在英国伦敦庆祝自己50岁生日时宣布,他将把自己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捐献给社会,不会作为遗产留给子孙。2001年7月意大利《机会》杂志采访盖茨,在回答“现在最需要抓住的是什么”的提问时,盖茨说:“恕我直言,是行善。”这位最顶尖的富有者,最顶尖的慈善家,拥有了最顶尖的财富观,他说,自己挣来的巨额财富对他本人来讲,“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

像比尔·盖茨这样“白天挣钱晚上捐”美国富豪并不少见,富豪榜上紧挨盖茨的世界第二大富豪“股神”沃伦·巴菲特对子女表示:“如果能从我的遗产中得到一个美分,就算你们走运!”世界上最伟大的投机者乔治·索罗斯捐出了自己净资产的68%。而根据美国世纪公司创始人斯托尔斯的承诺,他的捐赠将是他现有财产的271%,也就是说,他的余生要继续为基金会打工。他把5.57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捐给堪萨斯城的一个医疗中心,还开玩笑说:“当我的孩子们经过那里时,他们看到那座建筑会说,‘那就是我们继承的遗产’。”

“如果富人死的时候仍然富有,那他死得可耻。”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年)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按今日币值换算,他的财产达到1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比尔·盖茨。他将自己的全部财富在生前捐献一空。1889年他写道:“有钱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因为所有超过家用之外的个人财产都应该被认为是让社会受益的信托基金。”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伟大的商人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是公认的私人慈善事业奠基者之一,为所有富翁和慈善家树立了财富准则。
这些富豪都已认识到,如果把财富留给子孙,人的惰性可能会让他们更难获得成功和幸福。

但是,不要以为每年几近天文数字的巨额捐款主要来自像微软那样富可敌国的大公司,美国全国慈善机构资讯局负责人比尔·梅西透露,其实85%的捐款来自美国民众,只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可以说是涓涓细流汇成的金钱巨浪。美国老百姓平均把他们收入的2%捐献出来。
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商业伦理学,其中最重要的课题是,企业家如何出色地服务和回报社会与社区。
欧美国家的公益文化源远流长,这是残酷无情的市场经济不至于使人们精神崩溃的主要力量。

相对而言,中国大陆的慈善事业尚未启蒙,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富豪为何远离慈善事业?这固然与富豪们担心捐款去向不明,在事业上升阶段的不安全感和风险感等有关,但根源还多数国人骨子里头自私的爱。

要不然,800多万元一辆的宾利豪华轿车怎会在中国市场上供不应求,比起那些发达国家要穷的多的中国怎会成了豪华轿车最大的销售市场,连美国、日本人都觉得自愧不如。

要不然,上海一位老板娘怎会用2000元一块的手帕为价值10万元的宠物擦屁股;而两位大享又怎会为博得千金一笑,竟驾车奔到无锡,往太湖里扔下数万元一块的劳力士表。

要不然,在新西兰等国家,“留学垃圾”——中国小留学生们怎会如此挥金如土,每两三个月就买一台宝马,让当地人瞠目结舌,以致频频招来绑架蒙羞国际社会时,当地华侨只有两个字:“活该!” 


要不然,中国怎会从1993年开始便成为法国科涅克“人头马”白兰地的头号市场,一年消费1600万瓶高档白兰地。法国白兰地公司总裁说:“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我们一直致力于提高美国人对法国白兰地的兴趣,但直到现在,每年才喝掉我们11%的产量;而在亚洲,我们只是稍稍花了点力气,就卖出了总产量的64.4%。”

要不然,我国每年公款吃喝约1500个亿,公车消费约2000个亿,一年的腐败额约1.3万个亿,而让全国4000多万面临辍学的贫困生读上书所需的200个亿怎会没有着落。

这说明相当多的大陆富豪为富不仁,相当多的大陆官员为官不慈,“官家一席酒,百姓五年粮”,宁愿在追求奢华、公款消费和贪污受贿方面却动辄千金,也吝于行善,不愿意将钱捐给穷人,只因为穷人不是“自己人”。
这种自私的爱,从坤叔助学凤凰中也可管窥一斑。

如今的凤凰城,旅游热一浪高这一浪,大街两旁仿古饭店、酒店鳞次栉比,当地不乏富人。有些富人嫌凤凰教育质量差,花重金把孩子送到长沙市的长郡中学、雅礼中学等名校就读。然而,尽管“坤叔助学团队”在凤凰如火如荼,但200多个团队成员中竟没有一个凤凰人,也没有一个湖南人。

除了第一,二次到凤凰受到礼遇外,坤叔后来到凤凰时,当地政府官员基本上对助学的事不闻不问,最多是有记者同行时礼节性地会见一下。甚至极少数政府官员怎么也无法理解坤叔及其他助学者为何与孩子们的感情那么真,那么深,为何一定要这样辛辛苦苦地助这没名没份的学。他们公开表示不希望坤叔等人出钱给孩子交学费,千方百计说服他们到凤凰投资办企业。

也许,在这几个极少数政府官员眼里,投资能立即转化为可摆显的政绩,能马上创造看得见的财富,还可获取最直接的利益——可按招商引资额的百分之多少没有任何风险地拿回扣;若投资扶助教育,见效太慢,与他们个人的现实的利益挂不上钩,出成果时他们或许早已不在位了,因此助学与他们无关。看到助学者每年在凤凰投入近100万元,却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们心理不平衡。

而在东莞,也有人不太愿意看到坤叔走出本地去助学,甚至限制媒体报道他在外地助学的新闻。1998年东莞市两个文明建设十大标兵评选,总共30多票坤叔得了最高票28票,但媒体上公布十大标兵时却只有9个,没有了“张坤”,“十大”的标题也没改。

2000年8月,东莞市评选出的三个“富而思进,致富思源”的典型中又有坤叔,当地电视台在白天的节目预告中说晚上有张坤的专访,但晚上6时左右张坤的专访又被拉掉了,填上了15分钟的其它节目。
坤叔说这可能与一些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有关,怕他起到一个“不良”的示范效应。
每当这些时候,以“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爱的最大境界是爱天下”为座右铭的坤叔就觉得特别孤单。

坤叔认为,对待贫困的态度,考验着这个民族的良心。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健康的道德观、财富观的基础上,才能坚如磐石。在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中国大陆,慈善捐赠或许能成为弥合社会伤口,消弭仇富心理的一剂良药。在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的自我觉醒下,投身慈善事业,回馈社会,将是大陆富豪最有意义的选择。 


他说,助学的意义不仅仅为了让孩子多读几年书,最重要的是以自已的实际行动,让孩子发现爱,感受爱,长大了去实践爱,创造爱,爱别人,爱天下。




第二节 “滚,助学不需要你们”

在原凤凰县团委书记滕森林的印象中,坤叔很少真正生气,但那次他的确是动怒了。

2002年10月,广州某旅游学校利用坤叔在湖南助学的影响,与坤叔及澳门、广州助学者近20余人一同来湘进行招生宣传,还请了湖南卫视的记者作全程跟踪报道。在凤凰,此行的重头戏原定是去看望腊尔山镇苏麻河村“六月天穿棉袄”的吴红英(李葵璋资助),该旅游学校校长面对镜头提出免费让吴红英到该校读书,并由该校资助其弟弟吴红刚。

当一行人到达腊尔山镇时,该校人员接到学校书记电话,要他们速去吉首,于是他们决定中途打转,不去吴红英家了。这种只顾利用助学做商业炒作,毫不考虑孩子的做法让坤叔勃然大怒,他当众对他们吼道:“你们滚,我们这支助学队伍不需要你们!”然后他带着助学团队成员继续前往湘黔交界处的苏麻河村。
后来该旅游学校只给吴红刚交了一个学期的学费就中止捐助了。直到2005年5月,吴红刚才由东莞助学者卢莲福接着资助。

“凡是助学动机不纯的,都不可能持久。”坤叔说。广州某旅游学校是想借助学来招生,还有极少数人参与助学,打的竟是其他助学者——包括坤叔的主意。

坤叔一直强调,加入和退出“坤叔助学团队”无须办任何手续,对受助学生不满意的,可以随时中止资助,但一定要在中断前告诉团队的有关联系人,以便安排其他人资助,免致损害团队形象。人有三灾六旺,因为个人的原因无法继续助学的,完全可以提出转由别人资助。即使只捐助一个学期,只要事先提出中止,让结对学生的学费不会因此没有着落,也是值得赞扬的高尚行为。

然而,“坤叔助学团队”在助学凤凰8年间,团队中仍有某空调东莞总代理、某保险公司经理级资深从业员等人,只给受助孩子寄去一个学期学费后就无故中止资助,又不通报大家,致使受助孩子被迫辍学。原来,他们都是瞄上了助学团队中的其他成员,认为助学者都有钱,心又好,有的想通过参与助学来招徕、发展客户,有的想找个有钱有貌的二奶,等等五花八门。在发现助学者大都并非富翁,目的达不到后,他们就对孩子极端不负责任地迅速失踪了。

还有几个助学者,竟是冲着坤叔开发的天海大厦来的。他们本来就没有助学意愿,加入“坤叔助学团队”只是为了投坤叔所好,以便在购买天海大厦的房子时得个优惠。优惠到手了,助学也就停止了。
坤叔说,这样做,无异于给一个正在接受抢救的病人突然停药。这些伪君子的行为令人鄙视。







第三节 对爱的冷漠 

德蕾莎修女:“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
尽管与所感受到的热情相比微不足道,但坤叔每次到凤凰都会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遭遇冷漠。

2005年12月24日上午,坤叔第三十二次凤凰行,中途坤叔夫妇在株洲芦淞市场买了10大包、7000多元钱的衣服,由他们挑选好,服装老板打包后托运至凤凰。坤叔老板们说,买衣服不是做生意,是希望工程捐赠给山区贫困孩子的,是爱心捐赠,希望帮忙弄得好一点。

到凤凰后,在千江坪乡豹子洞小学分发衣服时,打开包装袋一看,坤叔傻眼了,衣服被那些老板调包了,好的换成了差的,大的换成了小的,身材高大一点的孩子就找不到合身的衣服。

同行的人说,如果不说是希望工程的捐赠,可能服装老板还不一定敢这样做,若是买去做生意,被调包后别人会来找他们,希望工程的捐赠肯定是不会回头来找麻烦的,好宰的就是希望工程的爱心捐赠。

无奈,在千江坪乡、山江镇、腊尔山镇、官庄乡等地的中小学校,坤叔又只好给那些找不到合身衣服的孩子每人50元钱,让他们自已去买。在腊尔山镇,他还带着10多个孩子逛市场,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件棉衣。仅此一项,坤叔不知又多支出了多少。

有一个细节让坤叔颇有触感动。2005年8月6日上午,坤叔第二十九次凤凰行,与广东佛山的黎晚欢、黄家新夫妇及其儿子黄展昌一起去七良桥九年制学校,找该校老师带路去看黎晚欢资助的学生杨辉和刘星。当时学校利用暑假正在拆旧房建新房,坤叔一行找到吴国盛校长时,他正抡起大铁锤与民工们一起敲拆旧教学楼,灰雾腾腾中忙得满头大汗。握手时,坤叔看到他手上都起了血泡,开玩笑问道:“校长亲自卖力拆房有无报酬?”吴校长苦笑:“没办法啊,资金困难,拆下来的好砖好瓦要用于建新教学楼,我一起来拆,可让民工少砸坏一些砖瓦,能多留下来一点就省一点吧。”
校长如此流血流汗勤俭办学,“要是凤凰当地人都能像这位校长一样就好办了啊!”坤叔在心里感慨,他又想到了让他如鲠在喉铁桥希望小学。

2001年5月5日,坤叔一行走进廖家桥镇铁桥小学,这小学可真是小,两间用泥巴夯筑的教室在风雨中岌岌可危,屋顶凹陷,墙体上爬满了裂缝,整个操场就是一滩烂泥。全校只有一、二年级两个班的30多个孩子,挤在两间破屋内上课,似乎随时都可能因破屋倒塌而被压没在里面,看得坤叔一行提心吊胆。其它年级的孩子则只有走一、两小时的山路到镇上去上学。“捐建希望小学!”坤叔说他当时只能有这个念头了。

开始村里说建学校只要5万元,结果到后来步步追加到15万,由坤叔及助学团队成员李兆斌、黄锦庆、阮国辉、杜奕强和朱惠霞等共同捐助,其中坤叔一人捐了7万元。
在拆旧建新时,当地村民迟迟不敢拆旧房,怕突然整体坍塌。
2001年10月,学校建起来了。随后又在学校的操场上建了一栋村委会办公房,坤叔说该办公房肯定也是用那15万元建的。

坤叔等人后来去看新学校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学校变得不伦不类,连学生活动的地方都没有。更让人不快的是,东莞助学者候小燕的丈夫在过生的日的时候,特意捐给铁桥村孩子的100双高级旅游鞋,邮寄到铁桥村后竟下落不明。
2001年12月,坤叔收到铁桥希望小学老师滕树林的来信:


学校现在有一、二、三、四年级共四个班,62名学生,三个老师。学校的基础设施今年10月已经完善,但教学教具是零,学生下课没有体育用品,玩的游戏除了老鹰捉小鸡,就是跳皮筋。总的来说,学校的外观漂亮,是个好的形象工程,但内部却是一无所有。 


省扶贫工作队来了,为村里修了水泥路,安了自来水,为村部安了电脑、彩电、VCD,成立了电化活动室。而学校连最基本的油印机、电铃、体育用品等一样都没有解决,更不用说电脑和电化教室了。村部的电脑只是一个摆设,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从买来至今,没开过一次机。而学校的孩子们连摸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学生只能每天透过玻璃,看看村部的电脑。
  
目前,学校处于动荡时期。每期学费都收不齐,村里领导不闻不问,让老师们很寒心。就连老师也三心二意,纷纷打算调走。估计用不了5年,学校将会名存实亡。希望你能给一点好的建议,救一救这所漂亮,却又虚空的学校。

信中所说,坤叔更不敢对参与捐建铁桥希望小学的其他助学者说,怕伤他们的心。

2003年暑假,坤叔在凤凰县城包下五个家庭旅馆,把凤凰各地的200多名受助孩子接到政府宾馆“吃大餐”,结果孩子们的吵闹,迟到,及他们赤着脚等“乡下人的粗鄙行为”,招致宾馆人员的反感,硬是将坤叔等助学者及孩子们“赶出”宾馆。

几百人流落街头,没有了一个吃饭和活动的场所,狼狈不堪,不欢而散。半天忙得连水都没喝一口的坤叔气坏了,他对宾馆人员吼道:“如果我们是权贵,你们会这样赶吗?”他又对孩子们说:“以后你们永远都不要住政府宾馆。”

此后,坤叔到凤凰一直拒绝住政府宾馆。2005年12月25日,坤叔第三十二次凤凰行,县团委把他们安排到政府宾馆,在住了两晚后,坤叔还是搬了出来,换到了金穗宾馆。他说一开始就不应该住那里的。
2001年7月21日,坤叔在给《给凤凰各位好朋友的一封信》中说:


在多年的助学生生涯中,经常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莫名的孤独。这种孤独除了缺少行动的伙伴之外,最痛苦和落寞的莫过于少有精神上的认同和支持——周围好多人并不把希望工程当回事,漠然视之。他们怎么都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与孩子们的感情那么真,那么深。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珍贵的存在,每一份爱心都是宝贵的社会财富。遗憾的是,有些人对受助学生的态度是冷漠的。当我们与孩子会面时,经常会在现场看到大人对他们呵斥。当我们提出到学生家里探访时,有些人会流露出厌倦的情绪。

有一次和受助学生一起吃饭,捐助者兴冲冲赶到后,竟然看到有些孩子连坐的凳子也没有,而东道主把我们另外安排一室,没有看重这难得的助、受双方接触的机会。开饭时,个别领队老师却因为等不及自己吃过了饭,站在旁边监督学生用餐。孩子们见老师不吃,就纷纷不敢多吃,饭后,剩下的饭菜比吃掉的还多。看着孩子们因不敢多吃而浪费了,我心里就发酸。
  因为有一所学校的受助生全部缺席,另一所学校大部份受助生没有通知到场,令捐助者们感到非常沮丧,也严重影响了同行人的情绪,使这次会面的气氛强差人意。有些捐赠者感到,可能是因为他们捐助的学生少,这里的人不在乎。好不容易组织一次千里会亲活动,完全没有理会到我们和孩子们的感受。看不到欢迎,得不到肯定,觉不到光荣,某些人对希望工程的冷漠,对特困孩子的冷漠,对助学好心人的冷漠,真令人无法理解。

为了利益到一个地方投资的老板,往往会受到殷勤的礼遇,被待为上宾。而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到一个地方捐资助学的好心人,无私地奉献爱心,却受到冷遇,令人难堪。须知助学也是投资,只不过直接受益者不是投资者而是当地的未来而已。
  
凤凰到底有多少待助的特困生,至今没有一个较准确的数字,也没有制备具体的名单和资料。以至有人提出认捐三、五个学生时,还需要临时由学校物色。这说明凤凰各有关单位搞了10年希望工程以后,对特困生的关心已缺少些许的热度。希望每个肩负希望工程神圣使命的同志,做到真正把特困生放在心上,存在档案,列在表册,早日交给好心人。


后来,当有人问坤叔助学是否是一种爱的炫耀或宣泄时,坤叔答复:“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宣泄,为的是一种信念的坚守,为的是让沉重的心情稍微轻松一点,也为的是对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麻木心态的一种无言的抗争。我们的选择,有些人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第四节 把受助名额作人情


“特困生模查不准确是难免的,发现了就纠正不就行了?毕竟都是穷苦人嘛,仅是程度不同而已,我认为用不着太紧张。”“任何生活都不会一马平川,包括持久地做好事献爱心 
。在助学中遇到不如意的事是难免的,我们不应因别人的过错而动摇自己的选择,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爱心之路。现实的阴暗面不会因为我们献爱心而掩蔽或消失,甚至在现阶段仍属“正常”存在,热心人应予以正视,热诚之心才会不为其所拌,才能为了孩子忍辱负重,不淡不冷,不离不弃。” 
坤叔一边劝慰着发现“受助生挑选欠准确”问题的中意银子等助学者,一边在给《给凤凰各位好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


我和朋友们到凤凰助学,也遇到过一些不尽人意的事,必须引起重视和改进。挑选受助生的标准是“品学兼优,家庭贫困”,对此,凤凰县各级团委和各地学校起初是严格认真的,随着受助生的增多,渐渐松懈了。由于学校把关不严,相关部门疏于调查审核,个别根本不需要资助的学生竟占用了名额接受资助。
  我们有一位资助者,到一位受助生家里访问,看到她家里刚建了两层楼房,大屏幕彩电、冰箱、音响、空调等一应俱全,不但超乎想象,而且比资助者本人的家居条件还略胜一筹。

还有一位受助生,搬到城里投靠亲友,开始很艰难,后来经济条件有了很大改观,以至资助者送上20元钱红包,受助学生竟然不屑一顾,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弄得场面十分尴尬。

有位资助者看望了5位受助生,觉得其中有4位家境尚可,并不特别困难。曾经有10多位记者到过一个山村,发现受资助的学生并非村中最穷的,颇有微词。部分看望过贫困孩子的朋友,也曾找不到感觉,助学热情因而受到挫伤。
  有的特困生,还是由资助者无意中发现的,他们竟然没有被纳入受助对象名单。
特困生得不到资助,不该得到资助的却推荐给我们,出现这种现象,令人心里难受。
  若听任罔顾实际,把受助名额作为人情,随意馈赠熟人亲友的现象存在下去,希望工程将受到亵渎,对资助者和受助者都欠公允。

助学是一项神圣而无私的事业,来不得半点私心。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希望工程的组织者、资助者和受助者,都要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才对得起这项千秋功业。一中龙秋梅同学,把每年2000元的捐款让给别的同学,无疑是个壮举,其意义非金钱能衡量,既给受助者树立了一个楷模,也是对资助者难得的回报。

凤凰的经济在发展,贫困孩子的情况也在变化。认真调查和甄别受助生家庭的经济状况,根据实际及时对受助对象进行调整,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让有限的资源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还特困生一个公平,给社会一个交代,让资助者放心。
  那些不符合条件的同学,可能已收到捐助,为了维护希望工程的形象,不宜收回,但要婉转地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家的生活好起来,不再需要资助了,引导他们把名额让给更困难的同学。这样,既有利于对孩子的教育,也让资助者心里舒服些。

对于介乎可助可不助的结对生,如果当地学校没有更贫困的学生需要顶替的,最好继续资助到完成阶段学业,以照顾助、受双方的感情,尽量避免不良的社会影响。特别是正读六年级的学生,眼看快毕业了,与其留下一个学期不资助,不如资助到小学毕业。这样,涉及到的各方面都容易接受些。
各个学校那些特别贫困的学生,应该迅速补充上去。
  我认为,希望工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部分贫困孩子可以上学读书,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还应起到挽救和延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人生理念的作用。助学中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挑选受助生,都应体现出这种意义。
  

当然,在助学凤凰7年间,以上种种“自私之爱的表现”都只是极少数,就如一缕寒意很快就被淹没在助学的滚滚热流中。坤叔火山喷发一样的助学情,在尽力地消溶着对爱的冷漠,抹平着对爱的不和谐。他说:“不要光埋怨人们的麻木,社会的冷漠,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火种。即使今天确实有一部分人太自私,太冷酷,但他们并不代表主流,也不代表时代,更不代表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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