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民间助学的吹号手

 

 

章节简介:
诚心实意地帮助、关爱山里孩子,要剔除自己高人一等的施恩心态,放下架子,蹲下身,目光与他们平齐,尽力抹去贫困蒙在孩子眼里的阴翳,与他们共同感受和面对生活的苦和乐,让他们有尊严地接受帮助,有尊严地成长。 

第一节 德蕾莎修女的信念支持

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不管怎样,总是爱他们。
如果你做善事,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
如果你成功以后,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总是要做成功。
你所作的善事明天就会被人遗忘,不管怎样,总是要继续做善事。
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诚实与坦率。
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总是要建设。
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却可能遭到攻击,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
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
——录自印度加尔各答儿童之家墙上

儿童之家是德蕾莎修女(Sister 
Teresa,1910-1997年)创办的专门收容弃婴的场所。在助学路上的风风雨雨中,坤叔经常在心中默诵儿童之家墙上德蕾莎修女的这段格言,这段格言坚定着他的信念和力量,支撑着他义无反顾地在助学路上走到今天,并将一直走下去。德蕾莎修女的故事,让坤叔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孤独。

1947年8月,巴基斯坦脱离印度独立,数以十万计因害怕被穆斯林迫害的印度教徒,潮水涌入与东巴基斯坦(后来的孟加拉国)相邻的印度最大城市加尔各答。在富人伊甸园般的别墅外,穷人的尸体因无钱安葬而被抛进阴沟,白蛆滚滚。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人,晚上出去必须小心,不然一定会踩到睡在地上的人。

加尔各答的圣玛丽亚女中是一所花园式的天主教贵族学校,来自欧洲阿尔巴尼亚的德蕾莎修女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因无法假装看不见有人的膀子被老鼠咬掉了一大片,下身也几乎全被虫吃掉等一幕幕惨状,1948年,38岁的德蕾莎修女放弃了舒适而且安定的生活,走出学校的高墙,去为高墙外穷人中最穷的人服务。

她与街头浑身是病、满身脏臭、衣不遮体的流浪者生活在一起,和他们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她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和一群受她启发与感动的修女共同为穷人、流浪者、残疾人、生病者、被遗弃者、遭驱逐者和垂死者等最需要帮助的人服务,照顾他们、教育他们、安置他们、抚慰他们,给他们关怀,给他们尊重,藉此彰显上帝的慈爱。

尔后,她和其他修女一起办起了儿童之家,专门收养从路上拣来的残疾弃婴,把他们抚养成人,告诉他们“你是这个社会重要的一分子”;还有麻疯病人康复中心,收治照顾那些被亲人唾弃的人,让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被天主抛弃”;最著名的是她在贫民区创办的临终关怀院,使流落街头的垂死者得以在呵护中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她说“这些人像畜生一样活了一辈子,总该让他们最后像个人样。”那些被背进关怀院的可怜人,有的躯体已经被鼠蚁咬得残缺不全,刚入院洗澡时往往用瓦片才能刮去身上的污垢,最后握着修女的手,嘴角带着微笑“踏上去天国之路”。

其中有个老人,在搬來的那天傍晚就断了气,临死前,他拉着德蕾莎修女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有一名得了麻疯病的老妇人倒在路边,连送到麻疯病人康复中心急救的时间都不够了,德蕾莎修女便握住她的手,老妇人非常感动,热泪盈眶地说:“我已有40年没有握到人类的手了,谢谢你在我生命的最终,给我尊严。”

一个原本对德蕾莎修女的善行心存疑虑的印度教法师,当看到她一丝不苟的为一个快死的男人清理布满蛆虫的伤口时,惭愧的说“我在寺庙供奉时母女神30年,今天才看见圣母的肉身!” 


德蕾莎修女用一颗单纯的心,一份简单的行动去付出爱,去医治人类的贫穷、自私、冷漠、剥削等疾症,吸引了无数的人追随着她,有7000多位修女和修士参加了她的仁爱修会,包括前美国加州州长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受其感召,纷纷来到她的仁爱修会做义工。她领导的100多处为穷人服务的处所,半个世经为上100万名孤苦无助者提供了服务。

这位瘦小但倔强的修女不屈不挠的信念感动了整个世界。1979年,她因“用爱在无意间为世界和平开辟了一条简单的道路”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时间,全世界许多的大学争相颁授荣誉学位予德蕾莎修女,各地也纷纷邀请她去演讲,她成了拥有众多头衔的名人。

人们说,从麦格赛赛奖、肯尼迪人道奖、尼赫鲁奖到诺贝尔和平奖,与其说是这些奖项给予她荣誉,不如说是她人性至善的光辉给这些奖项增添了荣誉。 

德蕾莎修女有生之年几乎走遍世界,所到之处受到教皇般的欢迎。在她的感召下,更多的修女和修士及义工们投入照顾贫穷病人的工作中,更多的人关心穷人的教育及生活,爱也跟着传递到了全世界各角落。她被称为人类心灵的奇迹。

1997年,87岁的德蕾莎修女去世,结束了她的“爱和服务之旅”。印度为她举行了国葬,她的葬礼是20世纪最为隆重的一次。她的祖国阿尔巴尼亚和她的第二故乡印度,一直都为有这样的女儿而感到骄傲。

如今,德蕾莎修女的名字被无数世人用来象征超越种族、阶级和信仰的爱和关怀。被她感动的人都因此而变得更加善良。她帮助的其实不只是穷人,而是每一个渴盼爱与被爱的人。 


坤叔就是其中的一个。18年的助学历程中,德蕾莎修女的大爱不但帮他抵御了时常袭来的冷漠、怀疑、误解和中伤,帮他坚定了自己,还为他去说服同伴及其他人提供了有力的信念支持。





第二节 “鱼”和“渔”没有冲突


深圳磨坊和东莞视窗两个网站上的助学专栏,是坤叔助学的另一个场所。他与人们在这里交流助学信息和经验,进行探讨和论战,成了民间助学的吹号手。30多次凤凰行重在“身教”,网站上的鼓与呼重在“言传”,二者实与虚结合,共同夯实和发展着坤叔的助学事业,也影响着我国的整个民间助学。

助学的出发点,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助学的结果,是助人依赖还是助人自助?这是个老生长谈的问题,有些像月经题目了,但却又一直在困扰着几乎每一个助学者。
有人认为:

纵观目前的助学组织和个人,绝大多数对助学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热衷于捐钱捐物,爱心着实可嘉,但是效果实在有限。“授人以鱼,三餐之享,授人以渔,终生之用。” 
据观察,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助人,其实是害人。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不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不管是捐学费还是捐校舍,只能在短期内对教育产生正面影响,长期影响是负面的,一方面是需要外界不断投入,另一方面是助长了依赖心理,一旦投入减少或取消,先前取得的成果往往会停滞甚至丧失。

任何助学组织和个人都不是上帝不是救世主,只是外来者,只能把自己定位在教育协助者的角色,能做的只是协助当地人去发展教育,而不能越俎代庖,试图替他们做。如果当地人不意识到教育是他们自己的事,并主动采取措施,那么当地教育发展将无从谈起。事实上,观念的改变才是根本,外来者首先要改变自己的观念,才可能去改变当地人的观念。
助人自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难度比单纯助人要大得多,但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助人自助,最大的力量是政府和制度,组织和个人都是有限的、暂时的。
此类观点颇有市场,持此观点的人基本都不是助学者。
大多数助学者对此观点反应激烈:

谁都明白,“渔”当然比“鱼”好,“自助”当然比“依赖”好,可这种观点是脱离现实的纯粹的虚谈,误人不浅。目前绝大多数助学的确处于初级阶段,但不容探讨地说,这种方式在现阶段的中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政府和制度是应起主导作用,然而眼前“嗷嗷待哺”的受助孩子呢?让他们在等待政府制定制度、制度改变现实的漫长过程中“饿死”吗?助学组织和个人能量有限,对政府和制度力所不及,唯一能做的是赶快采取行动,帮那些已失学的或就要失学的孩子一把。否则的话,在大家还在此空谈的时候,一批又一批“愚昧”的孩子又走向社会,增加动荡与不稳定,也可能给他们的人生抹上更多不幸色彩,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由此受到影响。 


而且,助学组织和个人捐钱物、捐校舍的工作,使濒临失学的孩子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在将来的生活道路上增强了“自助发展”的能力,他所在的贫困家庭也有了从长远角度发展脱贫的可能,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得到的难道只是“鱼”而不是“渔”吗?

资助贫穷会助长依赖心理?这种情况可能存在,这与资助方式有关。助学者难以直接接触受助者,除了给钱,能做的很有限,没有多少能改变受助者观念的手段,这是很无奈的事。但吃饭还会噎着呢,不能因噎废食吧。助学者应做的是尽力去避免助长受助者依赖心理,而不是因此不去助学。
所以,初级阶段的助学不是“害人”,而是必须,帮一个算一个。
坤叔认为:

薄弱的农村教育需要各个层面、各个阶段、各种方式的帮助,“鱼”和“渔”并不冲突,喜欢送“鱼”的就送“鱼”,喜欢送“渔”的就送“渔”,一起送则两全其美,二者可互相补充,良性互动。

对受助者个人而言,授其“渔”不一定非得靠政府和制度不可,结对资助者个人可更直接地授其“渔”。“坤叔助学团队”一直强调钱物助学与精神助学并重,资助者不能给了钱就了事,助、受双方要直接接触和交流,在给受助孩子读书机会的同时,帮助他们自强不息。他个人则更是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对600多个孩子的精神助学中,效果显著。

从他助学凤凰的经历来看,资助贫穷更多的是让受助者心存感恩与自强,而不是贪图与依赖。如2000年前后,包括凤凰一中龙秋梅在内的的几个同学相继写信向他提出,自己的家境已经有所好转,不再需要他的资助了,他们把他寄给自己的学费分给了更困难的同学,请他以后将给自己的那一份钱用去资助更需帮助的人。同时,他们表示舍不得离开受助学生团体,以后仍将与其他受助学生一道参加助学者的各种活动,享受这个团体的温暖和关爱。

又如阿拉营镇阿拉村的段苏黎在给他写的信中说:“爸爸现在已经不赌博了,一天到晚安安心心地在搞生产;地里的庄稼也长得很好了,今年的收成也不错的;姐姐寄来的钱,家里买点化肥,做零用花,也够了,以后,你再也不要送钱给我爸爸了。”此前她家的房子倒塌,他寄钱给建房,并资助她懒惰、好赌父亲开展生产。

还有,2004年3月28日,沱江镇箭道坪小学二年级210班田宁的父母雷英(父)和田玲(母)应孩子要求给他写信,指出他错将田宁当作被资助对象,尽管他们家也需要资助,但仍恳请予以纠正,并对他表示敬佩和感谢。
所以,资助贫穷助长依赖远未达到让人担心的地步,助学者可不去考虑。

作为脆弱的助学组织和个人,目前能做的只是一个一个地去帮助人,但也不能缺乏对未来的长远规划。如今国家正在不断调整教育政策,减免农村教育负担,相信未来几年内单纯的助学都将面临转型问题。 

德蕾莎修女说:“爱不能单独存在,它的本身毫无意义,爱必须行动。”只要是助学,只要有行动,不管是“鱼”还是“渔”,均难能可贵。





第三节 解说“丛飞遭遇” 

德蕾莎修女:“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地给予,自由地爱,直到它受到创伤。” 
丛飞的遭遇对每个助学者都是一个刺激。

36岁的深圳歌手丛飞,10多年来共资助100多个穷孩子读书,为此他省吃俭用,拼命工作,赚到钱还没捂热就捐出去了,一口气捐了上百万元,还为孩子借债10万多元。结果是妻子因他做善事过头了和他离婚,自己累得重病缠身,2005年4月底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却无钱治病。包括他家人在内的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他,给他贴了个标签“神经不正常”。

更让人难以相信和接受的是,因丛飞的资助而改变命运的一些人,对他的不幸默然置之,不闻不问如同路人。有几位已经在深圳工作的受助者,与丛飞仅一步之遥,在全国人民都关注丛飞的时候,他们连看都不来看他一眼。

有的受助者对丛飞资助自己的事讳莫如深,唯恐别人知道自己那段“难堪经历”,生怕和丛飞沾上边,恨不能立即把丛飞不留一点痕迹地从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抹去。有位大学教师竟公开要求丛飞删去网站新闻中他的名字,希望永远不再提起那段往事,
  有个受助女孩说她现在每月不过三四千元钱,还没能力向丛飞伸出援手。她还认为丛飞自愿资助她是另有所图。
因患病无力继续承担学费,有的受助孩子家长打电话来指责丛飞是在坑人,又问:“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治好病演出挣钱啊?” 
丛飞痛苦地说:“我将自己送上了天梯,无力再往上爬,但也没有下梯之路。”

当然,在丛飞资助的100多个孩子中,这种情况并不多,然而经过媒体的接力渲染,这少数另类又是那么地刺耳扎眼,寒心和痛心强烈地刺激着每一个助学者的神经,伤害着他们的心。他们在旁观丛飞的同时,也在对照着审视自己。

其实丛飞的遭遇坤叔也多少碰到过,如为了“宣传”需要,坤叔需要凭借媒体,但不少凤凰受助孩子对记者非常“反感”,避之若瘟疫,不愿接受采访,不愿面对镜头,觉得被人资助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记者很难和他们进行沟通,很难得到他们的配合,有时让记者十分恼火,坤叔也很无奈。

民间助学本来就很脆弱,坤叔明显感觉到了“丛飞遭遇”对“坤叔助学团队”的冲击,不少团队成员本来就飘忽不定的热情正在悄然滑落,怀疑和动摇从坤叔与每一个团队成员的联系中清晰地传递了过来。

在一些网站的助学专栏中,“我再也不会捐助贫困生了”,“助学不要太执着,免得到时自己受到伤害”,“本来我也曾计划资助几个贫困学生的,看来幸亏没有做,不然还不要把肠子也悔青了”等蔓延一时。
除了和助学者交流对“丛飞遭遇”的看法,坤叔还在网站和媒体上说:
不懂感恩的孩子只是极少数,正因为另类,所以才被媒体和人们注意。

人们更应看到,100多个孩子毫不修饰地称丛飞“爸爸”;当丛飞得病的消息传到贵州织金县,有些受助孩子默默落泪,有些则放声大哭;许多孩子及家长都要到深圳来看丛飞而被他劝阻,但有的孩子还是坚持来了,抱着丛飞嚎啕大哭;更多的孩子给“爸爸”写来了情真意切的“家书”:“恨不得让我来替您忍受病痛的折磨”,“在梦里都在祈祷爸爸早日康复”,殷殷的牵挂,切切的期盼催人泪下;还有的孩子托人捎来了治病的中药;国家级贫困县织金县6万多中小学生给丛飞捐款5万多元;丛飞病房内容不下的鲜花,满墙的千纸鹤,从市委书记到普通市民川流不息的慰问人流……相对这一股股爱的洪流,那一缕另类又能说明什么呢?

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助学是给他(她)一个机会,给不给这个机会是我们的事,能否抓住这个机会是他(她)的事。君子施恩不图报,助学纯粹是一种奉献,不带任何功利,除了充实自己的人生、获得心灵的宁静之外,不可能直接得到什么,不必过份强调“报恩”。

为别人做好事,如果是为了什么回报的话,那目的就不纯粹了,就不再是奉献,而是交易。“助人为乐”,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获得快乐,这就算有了回报,就值得。

助学不仅将使受助孩子受益,孩子学成对社会作出贡献后,整个社会都会获益,这样助学其实也是在帮助整个社会和助学者自己,这种更长远的收益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的回报?

孩子不懂报恩,过错不全在孩子,也在包括助学者在内的大人,是大人们没有对孩子进行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这是教育的欠缺,也是助学的欠缺,谁都不想资助和培养出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助学者除了给钱,还应注重对孩子精神和人格的培育,这也是助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国还有4000多万孩子面临辍学,迫切需要帮助,难道就因为丛飞资助的那几个不懂报恩的学生,就要迁怒于其他无辜的贫困孩子?就不助学了吗? 

不要捏着兜里的钱,考虑孩子是否会报恩而举棋不定,助学的原因之一,就是有的孩子还不懂感恩,助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以后每个孩子都懂得感恩。







第四节 蝴蝶飞不过大海


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我花了18年时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让无数人感同身受。一个农村孩子,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父母一滴汗珠掉在地上摔成八瓣挣来的血汗钱,披星戴月苦读10多年,考入上海一所大学。他发现与同学们相比自己真是土得掉渣:不会作画,不会演奏乐器,不认识港台明星,没看过武侠小说,不认得MP3,不知道什么是Walkman,没摸过计算机,英语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又经过数年城市的浸染,一直到硕士毕业,在上海找到一份年薪七八万元的工作,他总共奋斗了18年。18年来,他付出了比城市孩子更多的辛苦,终于可以与城市白领坐在一起喝咖啡,从思想意识到生活习惯融入到这座国际化大都市。 

城乡差距,一个积极进取的农村孩子要奋斗近20年才能将其消除。在城市助学者和农村受助孩子之间,这种差距时常打破双方的和谐。

不少助学者都遇到过同样的让他们不快的事,受助孩子明示或暗示地提出要求,要钱要物。有位助学者向坤叔诉说,一个受助孩子给他寄来一张捧着三好学生奖状的照片,同时试探性地表达了想要一辆自行车的心愿,他感到很生气,甚至想放弃资助。
坤叔给这位助学者讲了一个故事。

9年前,坤叔在广东恩平市资助的一位上初中的女孩,小心地向坤叔表示想有辆自行车,可以每天骑车上学,坤叔没接应。6年前,坤叔出差路过这个女孩的学校,之后又到了她那个离校近5公里,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家,他震惊了,他理解了她,十分后悔8年前没有满足她的要求。后来,这个女孩上完高中到东莞打工,坤叔送了她一辆摩托车,方便她上班。她说:“如果那时你送我一辆自行车,恐怕比今天送我摩托更实用。”坤叔很内疚,他说自己也许会内疚一辈子。

6年前的那次“震惊”后,2000年3月28日,坤叔主动给凤凰一中13个受助孩子每人送去了一辆自行车。山区孩子最需要、最想要的就是自行车。

助、受双方完全不同的成长历程和生活环境,使双方在认识、行为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助学者不了解受助孩子的生活实况,不知道他想要一辆自行车的心愿是他从小到大最大的愿望,不明白他除了期盼助学者来实现他的愿望外别无他法,不清楚他在小心翼翼地说出心愿前心里经历了怎样的“自我折磨”。受助孩子通过电视看到城市不可想像的奢华,认为城里人很有钱,城里摩托车都不准上路了,都坐小车,要辆自行车应是一个很小的要求。坤叔说,这种差异也许真的要受助孩子再读10多年书,或助学者深入孩子的生活环境亲身体验才能填补。
坤叔呼吁:多体谅孩子,多体谅那些口袋里每分钱都渗透着父母浑浊汗水的孩子,多体谅那些每餐吃两碗白米饭也认为奢侈的孩子。
有助学者与坤叔探讨,应告诉那个想买自行车的孩子,贫困孩子不只他一个,买一辆自行车的钱够再多资助一名失学儿童。 
坤叔回答:

全国等待资助的孩子有4000万,我们能帮多少呢?买一辆自行车的钱绝对不够资助一名失学儿童。18年来,我直接资助了近300名小孩,直到他们完成学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给他们送衣服,送棉被,送生活费,送自行车,过年送压岁钱,上了大学送手机,送电脑……我这样做,充其量不过让他们能稍稍过得好一点而已。我们不是救世主,不是大富豪,我只能尽自已之所能,去关心他们,爱他们。因为他们叫我伯伯,我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
当你的孩子要你给他买辆自行车的时候,你会说:“买一辆自行车的钱够多资助一名失学儿童了”吗? 
当你的孩子要你给家里买台电视机的时候,你会说:“买一台电视机的钱够多资助一名失学儿童了”吗? 
一切都是心态使然。当你把受助孩子视为自己的弟妹子女时,你就不会考虑“应该付出多少才合适”这个问题,就不会认为孩子的要求太过份,会很自然地以一颗平常心去满足孩子的合理需求,因为你是他们的依靠。

曾有个助学者因为孩子在信里叫她叔叔,孩子连她是男是女都不知道让她很扫兴,就停止了资助;另一位助学者因三年收到同样的感谢信,受助孩子第四年开始就没再收到学费;还有几位助学者因为一直没收到孩子的信件,也停止了资助。
坤叔痛心地说:

中止资助,让孩子重新辍学,就如医生用各种理由中断对病人的诊治,让病人自消自灭一样。作为助学者,他们考虑过没有,受助孩子不知道她是男是女,给他写内容雷同的感谢信,难道不也是他们的过失吗?如果她对受助孩子关注不多,与受助孩子的交流是空白,以至于连她性别的信息都没传递给孩子,孩子只能从她男性化的名字揣摩可能是个男的,孩子又有多大的错?同样,如果他没给受助孩子写过信,没见过孩子,对孩子来说还是一个陌生人,他又能期望孩子每次跟一个陌生人能说些不同的什么?不要站在一个施舍者高高在上的角度,去审视和评判可怜的孩子。

有的孩子读书、生活都在深山里,到乡镇邮局跑一趟得走五六个小时,资助款都是靠山外的老师骑摩托送进去,寄信远不如在城市方便。而且山里孩子大多没有写信的习惯,这种习惯要靠助学者慢慢去培养,他们中很多人写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助学者的求助信或感谢信。助学者为何就不能先主动给孩子写一封信呢?我和一些助学者的做法是,主动给孩子写信,孩子来信必复,把未用的邮票、信封和信纸连信一起寄给孩子,方便他们回信。要知道,寄一封信的钱可能就是他们一天的伙食费。

既然在帮他们,就用心去帮,孩子的要求和行为合适不合适,我们应该去引导,以一颗真诚的爱心,以不带任何偏见和功利的言行去引导,而不是生气甚至无情地惩罚他们。
蝴蝶飞不过大海,怎能忍心去责怪? 






第五节 把爱放宽


德蕾莎修女:“穷人饿了,不仅希望有一块面包,更希望有人爱他;穷人无家可归,不仅希望有一间小屋,更希望别人不再遗弃他,忘了他,不再对他漠不关心。”
坤叔认为:助学是爱的付出,是爱之旅,支付学费只是爱的一部分,是爱之旅的第一步。

在一个贫困山区的一所完小,由于校舍紧张,几十个女生晚上拥挤在一个木棚子里睡觉,而男生则在教室里把课桌搬到一边,打地铺睡觉。就在这样的学校内,却有20台崭新的电脑。那些从来没有用过的电脑被锁在一间小房子里,小偷到学校只偷学生的破棉被和衣服,从不偷电脑,因为饥寒,偷窃要先解决温饱。那些电脑是城市里的人捐助的,他们认为山区的孩子也需要新的知识,需要电脑,就花钱购买了电脑赠送学校。

有不少助学者接到孩子来信后,除了学费外,还寄些贵重的东西,爱心“过于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他们也许没想到,同一学校中没有得到任何资助的学生们会是什么心情,没得到的原因也许只是因为那批受助学生名单中没有他们的名字而已,而贫穷对他们而言几乎没有差别。没得到资助的学生家长,有的就跑到学校闹,最后弄得老师干脆躲避。

甚至包括少数受助孩子在内的一些人对助学者都有这样的想法,你们有必要把钱浪费在路上吗?有钱为什么不直接捐出来,何必跑过来又跑回去浪费银子呢?那些路费不知道又可以让多少孩子上学了。

类似好心未得好报,甚至帮倒忙的事在助学中常可碰到,因此一部分助学者对支付学费以外的其它付出颇有顾忌,怕过份捐助会打破当地的“生态平衡”,不敢放宽捐助内容。
坤叔说:

我认为,与结对资助的孩子通过沟通互相理解后,就会很自然地把受助孩子当作自己的亲人,很自然地会关注到他们除学费以外的事,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给予物质或精神帮助也是人之常情,用不着顾忌。

我每次去凤凰,总是把一部份孩子请到县城来。乡下孩子到城里,往往觉得很新鲜,一个4毛钱的面包可以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一两个小时,还得留一大半带回家给弟弟妹妹吃。我看着心酸得眼泪直流,干脆把面包店的蛋糕、面包、西饼一个不剩全买下,分给孩子带回家,付了500多元。如果在那种场合,你会不会说:500元是3个孩子一学期学费了,不如多资助几个;又会不会说:凤凰县还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没见过蛋糕,你不应该只给受助孩子买,太不公平。 


乡下的孩子最喜欢看电视,一到城里便蜂拥到电视机前,兴高采烈两眼放光,不管是什么节目都不愿离开。吸引他们的不是内容,不是情节,而是画面,是颜色,是会动的表情各异的人物的切换。有位助学者受不了,当即倾囊买了一台21吋彩电,送到受助孩子的学校。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施比受更想哭!”引得大家都眼湿湿的,一包纸巾不够分。

即使一个村子的人家都没有电视机,我给受我资助的孩子送台25寸彩电,让他及村里人偶尔能看一会电视——他们交不起电费,打他们也不会天天看,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妥。我不相信一台电视机会将那里贫穷的“生态平衡”打破到哪里去,我也没有看到别的村民排斥我这么做,尽管我听不懂他们“咿咿呀呀”的苗语,但我看到他们的脸上分明都写着喜悦和感谢。

2002年初,我到凤凰阿拉营镇阿拉村苗族女孩段苏黎的家,空落落的房子只有三面摇摇欲坠的墙,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恐怕就是价值6元钱的两张竹椅。当时,我对当地团委的人随便说了句:“家徒三壁,该请政府帮忙修一修,真够危险的。”第二年夏天,一场暴风骤雨,房子全坍了。当我得知塌房的消息时差点发狂,真的无法承受自已内心的自责,因为我到她家时曾经亲眼看到过那三面岌岌可危的断垣残壁,也意识到如果不赶快翻修,很快就会坍塌,但我在说了句“家徒三壁”以后并没有及时施以援手,没有意识到万一这房子塌下来造成不幸的结局,自已将要一辈子经受良心的谴责。好在段苏黎当时上初中住校,姐姐又跟着我到东莞打工,父亲下地放水,才逃过一劫。在不经意的疏忽中,我差点成了见死不救的罪人。后来,我是以一种赎罪的心态出资帮她家建房的,直到她搬进新居以后我内心都难以面对自已当时的失责。假如我在段家的房子塌下来之前就帮忙翻修,其意义就有天渊之别。自责与自豪,冷漠与良知,仅仅是一念之差而己。

一位8岁的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孩第一次见到我,抱着我的脖子撒娇,要我给她买个新笔合。这姑娘18岁了,高中毕业在学校见到我,抱着我的脖子撤娇,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要我给她买台电脑上大学。过了6年,这位当了某市重点中学教师的姑娘在结婚喜宴上,当着众位亲友的面,抱着我的脖子撤娇,非要我答应给她一位特困生助学不可。她把我当父亲,我把她当女儿。她叫了我16年伯伯,我叫了她16年孩子。除了她,我还有几百个孩子,和这姑娘一样,真实而自然地交往着,像一家人一样亲切相处。

亲历孩子们的辛酸,你会发现在交学费之外,送包糖果,送张棉被,送件羽绒衣,送辆自行车,送头耕牛,送台电视机或收音机,甚至送孩子一万几千元翻修危房,对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病中送药,会给一家人送去希望,又有何不可?助学者不要把自已的付出看得太重,无论你的帮助有多大,也绝对不可能让他们从根本上脱离贫困处境,仅仅让他们紧巴巴的日子缓一口气而己。难道我们助学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孩子能过得好一些么? 


与结对学生的交流,是助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当你与一个孩子结对以后,自然会产生相互间的关注,也自然地会有见面的愿望。供一个小孩从小学到大学,是漫长的过程,我们的一份爱心和牵挂伴随着孩子的长大慢慢成长。跑过去跑回来绝对不会浪费银子,而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也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当你参与助学与孩子结对以后,就自然会明白了。走进孩子们的苦难,是人性的体现,是品格的修炼,是道德的升华。
在助学的爱之旅中,做比不做好,做多比做少好。

助学是出于人类与生惧来的良心和悲悯,跟着感觉走,听从良心的指引,你将获得最大的心灵和行动的自由,做什么和怎么做都不会有任何顾忌,而且绝对没有后悔。 

放宽“爱”+用心“为”,想爱,就爱好爱足自己的“爱”。




第六节 有泪留到归途流

德蕾莎修女:“穷人赤身露体,不仅希望有人给他一块布,更希望有人能给他人应有的尊严。”

为了服务最穷的人,德蕾莎修女和追随她的数千修士修女们都要变成穷人。他们认为,穷人没有的,他们也不应当有,他们抱着一份无私的情怀,过着极度清贫的生活,不愿比穷人拥有更多。修士们连手表都不准戴,修女们只有一双鞋子、一个水桶、一个铁盘和一个铺盖。他们自愿与一切现代化日用品绝缘,他们坚持不用洗衣机等电器的做法,令很多强调效率的现代人摇头不解。亲眼看到过他们的人都说,他们不是在服务穷人,而是在侍奉穷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接受他们服务的穷人感到有一些尊严。

“尽量把亲情带给孩子,把笑脸带给孩子,把欢乐带给孩子,把希望带给孩子;努力把泪水留到帐篷里再流,留到回来的路上再流,留到与家人谈论凤凰之行时再流。”在一次前往凤凰看望孩子的途中,坤叔这样叮嘱同伴们。
坤叔说:

从沿海的繁荣都市来到穷困闭塞的山村,明显的落差难免会使每个人感到震惊,山民的生存状态很可能会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心酸落泪。我们的到来,将冲击山村的宁静,在与孩子相处的短暂时光里,尽量忍住泪水,不要流露任何悲伤、同情和可怜的情绪,带着笑脸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带着关切和孩子们一起谈心,引导他们勤奋读书,鼓励他们乐观地面对生活,走出自卑。

助学者很容易有一种潜在的优越感——是我改变了你的窘境。这种心态使助学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往救世主居高临下的心理位置上推,而把受助者摆在自己面前低人一等的位置,交往中在语言、行为上对受助人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不尊重心态。 


爆米花也是花,再卑微的人也是人。在资助孩子的同时,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努力提高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助学者的重责。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人性面前都是平等的,何况他们还是那么小的孩子,尽量不要给他们幼小的心灵带来太多的被怜悯感和自卑感。

诚心实意地帮助、关爱山里孩子,要剔除自己高人一等的施恩心态,放下架子,蹲下身,目光与他们平齐,尽力抹去贫困蒙在孩子眼里的阴翳,与他们共同感受和面对生活的苦和乐,让他们有尊严地接受帮助,有尊严地成长。






第七节 助学与超生无关


2005年6月13日17时15分左右,坤叔一行走进千工坪乡龙艳家那栋两间共20余平方米的阴暗小屋,第一感觉是屋子里“肉晃晃”地“肉”多,竟“装”着7个人,因屋内闷热都穿得很少。她有3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最大的妹妹才4岁,最小的弟弟还不到一个月。家里只有一张床,当时那张床上正睡着她最小的妹妹和瘦弱不堪的弟弟,地上还酣睡着两个几乎赤身裸体的妹妹,他们一个个满头大汗,面色潮红,父亲清炒辣椒冒出的股股呛鼻油烟也未能打扰他们。

像龙燕这样的孩子,有的助学者就主张不予资助,理由是她不是独生子女,如果资助不是优先照顾独生子女,那么农村就不会感到独生子女的好处了,甚至会给受助孩子家庭造成一种错觉,穷就穷,反正孩子还有好心人帮助,那就继续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再多生几个小孩。

然而若按照这个标准,“坤叔助学团队”资助的600多个孩子绝大多数不合要求,在凤凰,一对夫妻生三四个孩子是很平常的事。正因为如此,“不准资助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的孩子”这个“规定”被迫取消。

一个革命者不理解德蕾莎修女到处帮助穷人的行为,教训她:“你不知道我们正在搞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些事吗?”德蕾莎修女冷静地说:“我也是革命家,我的革命成分中只有爱。”
坤叔说:

如果考虑是否是独生子女才决定是否资助,就如同医生治病先要弄清病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一样违背职业道德。助学也是一种革命,这种革命成分中也只有爱。

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因为贫穷而愚昧,人们既缺乏计划生育的意识,又没有计划生育的条件,超生现象很普遍,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恶性循环,令人优虑。但孩子是无辜的,不管他们是否合情合理合法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同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享有受资助的权利。该受惩罚的是超生的父母,而不是超生下来的孩子。
助学的阳光照样洒向超生孩子。





第八节 大学才是终点站


“有两个由我资助的孩子,高中毕业后来东莞打工,由每月500元开始,到现在工资已接近1000元,她们都把工资的90%寄回家给弟妹交学费,修房子,以至连3年回一趟家的路费都没有。在东莞生活了4个年头,没敢买一片护翼卫生巾,还用着老式的自制卫生带。去年还是我介绍她们在莞城当文员,再给她们交了每年3000元的学费上东莞电大,逼着她们上学的。她们哪里拿得出这3年9000元的学费啊。在下面乡镇工厂流水线上当普工的,一天干12-14个小时的活,一年里能看10个小时的电视,也算幸运了。”坤叔在网站上的这段话让一些助学者热泪盈眶:“你把别人的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有的助学者不赞同资助大学生,认为大学生应对自己负责,通过国家的助学贷款,或是打工挣学费来完成学业;18岁以上的成年孩子应有自主学习性,也不一定非得进了大学才能学习,可边工作边学习。继续资助上大学,会造成一个人长久的依赖。用资助一个大学生的钱可以资助10个高中生,上百个小学生,意义会更大。
坤叔说:

目前的大学生99%是依赖家人或社会资助上求学的,这没有什么不正常。助学者必须有一颗热烈无私宽厚博大的平常心,有一颗父母亲一样的仁爱之心。我从来没听说过有父母在自已的孩子考上大学时,中止供给,不让他注册,然后去资助其他高中生或小学生的。

当前大学高得离谱的收费,中学阶段接受资助的孩子及家庭是绝对无法承受的。我们从一开始就告诉学生:只要你好好念书,我们会一直供你们上完初中高中直到大学。因为我们知道,助学贷款的“作秀”成份太大,6年来只有不到一成的贫困大学生得到了。

2005年10月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的张保庆,在离位前曾怒斥海南、天津、新疆等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方面没有“动作”,根本原因不是财政困难,而是政府脑子里根本没有贫困学生的概念,不关心贫困学生。上一个大项目可能花几十亿、上百亿都不说,遇到困难学生都这个、那个理由就出来了,教育行政部门整天在喊,就是不动。
张保庆还透露,如此大大缩水的助学贷款,银行还要有选择地嫌贫爱富。如此一来,真正贫困的大学生又有多少能得到助学贷款就可想而知了。
孩子17岁还在接受资助,还不能吃顿饱饭,到18岁就独立了,就能打工赚钱养活自己并完成学业?这在中国根本不切实际。

在东莞打工的普通工人,一天干12小时活,年收入鲜有一万元的。即使在写字楼当文员,达到一万元以上年收入,也算可以了。大学生靠勤工俭学维持自已的读书费用,说说可以,能做到的恐怕极端困难。何况,你又怎么找工打?

2003年,凤凰一中的龙花云考入湖南农业大学,到校放下行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老乡和班干部打听和要求勤工俭学,却发现机会几乎是没有。2005年7月,湖南科技学院的龙伟到东莞市常青林电子有限公司打暑假工,一天12个小时,这个从小苦大的这个凤凰孩子说苦得让他只想哭,一个月才450元。 


我曾和3位女大学生在长沙找课余工作,跑了两天一无所获,只有麦当劳可以当兼职,4个小时10元工资,干一天30元。一个月干4个双休日,赚240元,除去每次来回8元的公共车费,一个月只有170元左右。

边上学边打工的大学生确实不少,赚够学费的凤毛麟角。一个在校大学生,边打工边上学,每年赚一万元生活费和学费,难度相当大,除非男盗女娼。 


想起那些在大学期间连白米饭也不敢食饱的孩子,那些买不起3元钱饭票捡同学剩馒头吃的孩子,那些在大学校园里饿着肚子上课但坚决拒绝我增加资助金额的孩子,那些为了求得助学贷款一家人求爷爷告奶奶跑断腿但终告无果的孩子,“资助大学生是培养不对自己负责任的长期依赖之人”的说法,既误读了资助者的一腔热忱,又伤害了那些饥寒交迫、身心伤痕累累的孩子。
事非经过不知难,豪言壮语大道理容易说,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太大了。
我一直认为,资助一个孩子与资助100个孩子,资助一年和资助15年,都同样可贵。

我一直认为,助学要量力而为,那些为了出风头争先进而不惜饿死老婆熏臭屋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作为助学的先行者,我经常劝告后来加入的人,不要凭一时冲动,资助的孩子不要太多,免致让自已在孩子升级之后出现力不从心的烦恼,造成双方的伤害。
资助的程度应依能力而定,而不取决于是否上大学。

在我们的团队中,每个助学者在开始时都没有感到负担,当孩子上初中上高中时就感到经济压力很大了,供孩子上大学更是吃力,可大家都一如既往地咬紧牙关坚持到底,为的是一份真情,一份无法割舍的牵挂,令人动容。
我们曾经给孩子送去了希望,我们怎忍心在希望即将变成现实时又残酷地将它掐断,大学才是助学的终点站。
助学者,参与不易,坚持更难,坚持到底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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