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

 

作者 :  未知  引用自 : 大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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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磨砺生光


    民国十九年(1930年)农历三月初五,禹作敏诞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里,他兄弟4人,排行第三。其父禹自有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从小不会别的手艺,只跟老祖宗一样,循规蹈矩地在土里“刨食吃”。为了不让后代再当睁眼瞎子,尽管他自已穷得家徒四壁,仍是勒紧腰带将儿子送进了塾馆,跟李长吉老先生上起了“冬三月”。
禹作敏天资聪明,老师讲的知识一听就懂,念的课本看上了几遍就能倒背如流。乡亲们都说,禹家坟地长出了灵芝草,才生出这么个有出息的儿子。禹自有老汉也常喜形于色地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将孩子供出来。”谁知,好景不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禹作敏刚刚9岁的时候,静海闹大水,大邱庄一带一片汪洋,禹自有老汉和许多无辜的百姓一样,被洪水吞噬了生命。父亲死后,家里实在无力供济,禹作敏只好辍学,干起了打草放牛的行当。
新中国建立后,禹作敏和全国的劳苦人民一样,获得了新生。为了不当睁眼瞎子,禹作敏上了大邱庄夜校,学得了一些文化知识。在生活上,自家破天荒地买了套胶轮车和骡马挂,干起了跑南闯北的运输行业。1954年,大邱庄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他将大车入社,并当上了会计。禹作敏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什么疑难帐到他手里都迎刃而解。由于他对算盘精通,1958年成立大公社时,便又当上了团泊人民公社的会计。1958年9月2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大公社解体,他回本村当上了党支部副书记。对于禹作敏来说,这几年可谓是春风得意,步步登高。
禹作敏的好景不长,1961年搞运动,他却被“整”了下来。他为啥被“整”?经过是这样的:人民公社时,大邱庄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当时,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大邱庄的口号是:“吃在洼、住在洼、抬着棺材跟在洼”。直到大年三十晚上,大邱庄的社员还在地里挑着灯笼苦干。受浮夸风的影响,大邱庄还流传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当时,大邱庄所在的团泊洼公社为放一颗亩产水稻15万斤的卫星,硬把近百亩将要成熟的水稻移到1亩地里。禹作敏对这些不切实际的行动发自内心的反感,称这些举动是“冒虚火、鼓虚劲、夸海口、干傻事的穷冒进”。禹作敏的这些言行现在看来好象是正常的,但在“五风”盛行时,却犯了大忌,被“革命群众”整整地“整”了6个月。1961年,他被罢了官,“发配”到十一生产队当了社员。
当时,十一生产队不光在大邱庄村,就是在蔡公庄公社也是有名的穷队。由于连年灾荒,每人每天的口粮仅有一钱七五,人们都戏称:“十一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一个玉米粒的口粮,他们不久就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由于人们食不果腹,玉米、高梁刚灌浆,人们就偷着生吃活嚼,等到收获时,有半数的庄稼没有果实。禹作敏被调到第十一生产队,将意味着他被推进无底深渊,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但是,禹作敏本人不这样认为,他常说:“埋在土里的金子,只有经过磨砺后才能重放光芒”。是的,禹作敏就是一块被埋在土里的金子,经过“革命派”的磨砺,才又放射出璀璨的光芒。1962年,大邱庄十一生产队的社员一至推选禹作敏担任生产队长。从此,禹作敏又要大显身手了。
当时,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人们只知种粮,没人敢干其它行业。而思路开阔的禹作敏却不然,专打政策的擦边球,创造性地走出一条生财之道。他想,既然以粮为纲,饲养牲畜就不违法。于是,他带着会计去县城买了些瘸腿、瞎眼没人要的母驴。他的这一举动,曾引起村里人的嘲笑,不知“禹小鬼”在搞啥名堂。谁知,禹作敏有自己的主意,他把这些母驴交配后,转年都生下了小骡驹。养上一年后,每头骡驹都能卖上两三千元,这些骡驹都卖出去,就是上万元。
70年代初期,全村社员利用冬闲搞起了一项副业--去甜水井子(今属大港区)一带打苇子。按照当时的政策,大队作了集体和个人分成的统一规定,即每人每天将收割的160斤苇子交生产队,再多打了,60%归集体,40%归个人。由于活儿累,个人收入低,开工没几天就有不少社员打了退堂鼓。禹作敏知道后,马上定了新“政策”,每人每天完成160斤基数后,再多打了全部归自己。这项政策一出台,十一生产队的社员们纷纷涌向苇场,出现了“父子同上阵,全家总动员”的喜人局面。一些善良的人找到禹作敏:“你不怕运动来了挨整吗?”禹作敏说:“社员个人不得利,集体又怎能增加收入?这叫小河没水大河干,小河有水大河满,我领着社员走集体富裕的道路,为什么要挨整?”副业完成后,十一生产队的社员每人都得了几千元,集体收入也超过了其它生产队。就这样,禹作敏凭着灵活、果断的领导才能,在“社会主义的草”和“资本主义的苗”之间独辟蹊径,踏出了一条集体和个人共同富裕的道路。从此,十一生产队不仅在全村,就是在全公社也成了经济拔尖的生产队。
 


二、步履维艰

  1974年,禹作敏走马上任,正式担起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任。禹作敏的活动舞台很小,他的“领地”只有7.24平方公里,还是贫脊的盐碱地;他的兵马只有老幼4000多人,多半是文盲,还有250多名没有娶上妻子的老光棍。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誓要改造村里的盐碱地,让村里人早日实现多年的夙愿--能够大碗地吃上面条。
  昔日的大邱庄, 贫穷、荒凉。由于这里成陆较晚,地势低洼,沥涝、盐碱便成了人民最头痛的灾害。“春季白茫茫(指盐碱),秋季水汪汪(指沥涝),春种秋不收,糠菜半年粮”这首流传多年的民谣就是昔日大邱庄的真实写照。为了防止沥涝,大邱庄的先辈们便发明了“垫台地”(就是在平地里挖一条水沟,将挖出的土筑高周围的一块田地),到了雨季,沥水便流到沟里不至浸淹田亩。由于旧社会的土地各归其主,于是,各户便互相攀比增高,久而久之,大邱庄的土地变得就象一片乱坟场,东一疙瘩西一块,南一道沟北一道梁。洼地,蛤蟆撒泡尿就涝;高地,春季是一片白花花的碱嘎巴。
  1974年冬,禹作敏带领全村社员向盐碱地开战了。这支大军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学生,就连禹作敏60多岁的老母亲也加入了改土治碱的大军。这里的禹作敏,处处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白天,他跟社员一起抡铁锨、抬大筐,将老祖宗留下的台子地改造成条田;晚上,盘算队里的家业,操办几千人的吃穿。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干活时,袒胸露臂,汗流夹背;吃饭时,咬口饽饽,满嘴凌渣。就这样,寒暑不辍,他带领社员们一干就是3年,共动土410多万方,硬是把7000多亩高洼不平的盐碱地改造成横平竖直的条田地。并修了7条比京津公路还宽还直的大道,以及几十条能走大车和拖拉机的小道。
  改造后的条田,上有灌水渠,下有排水道,旱能浇,涝能排。昔日的七沟八梁,如今一马平川,拖拉机耕种的时候,就象跑在足球场上一样痛快。改造后的盐碱地,粮食产量大大提高,由原来的亩产百八十斤增加到500多斤。3年后的禹作敏和以前判若两人,原来五尺多高的堂堂壮汉子,现在只剩下一把瘦骨头,平润的脸膛上爬满了象“条田沟”一样的皱纹。通过改造盐碱地,大邱庄摆脱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贫困生活,实现了人们“大碗吃面条”的夙愿。
  1976年10月后,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发展,禹作敏对走过的道路进行了反省。他想,今天学小靳庄,明天学青光农场,蹦蹦跳跳能从地里唱出粮食吗?他想起了一句俗话:“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我这个当家的为啥就算计不到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禹作敏象“幽灵”一样,在团泊洼整整冥思苦想了3天。通过反复思考,他悟出了一条道理,要致富,就要打破“两个纲”即经济上的以粮为纲,政治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4天,他敲钟集合社员,充满激情地说:“乡亲们,这些年你们跟我受苦了。现在,我既不埋怨上,也不埋怨下,一切责任都由我承担!大伙要还信得过我,我就再干上3年。第一,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第二, 村里250多光棍都娶上妻子。如果大伙相信不过我,现在我就下台”。禹作敏的话,激起台下经久不息地掌声。大邱庄人拥戴他,都愿意跟着禹作敏干一番事业。
  禹作敏确实动真格的了。他的第一步棋是办工业企业。1977年前,大邱庄人按照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就地”原则办过副业,但都是小打小闹、效益不高。1977年后,禹作敏在多年办副业的教训中悟出一条道理,办工业应打破“三就地”的原则,产品要销到外地去,赚外地人的钱。1977年的下半年,他看到全国带钢市场潜力很大,便任命从天津带钢厂退职还乡的刘万明为业务员,村里的能人刘万全成为厂长,建起大邱庄第一个工业企业--大邱庄冷轧带钢厂。
当时的建厂是非常艰难的。 为了解决建厂投资,禹作敏向国家无息贷款3.7万元,向邻村借款2万元,动员社员筹款1万多元,村办砖瓦厂生产的盖房红砖折合2万多元,加上大队的积蓄5万多元,一共筹集15万元。他们在天津冷轧带钢厂买下一台被淘汰的轧钢机,自己又仿造了两台。经过两个月的试工,产品合格。经过一年的苦干,不但收回全部投资,还盈利30多万元。冷轧带钢厂的建立,增了“土包子”的志气,开了大邱庄经济发展的先河。
  1981年,大邱庄建起了第二个工业企业--大邱庄高频制管厂。嗣后,禹作敏采取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的策略,一个个工业企业相继建立。1978年-1981年,大邱庄的工业企业发展很快,工业产值依次是:87.6万元、148万元、253万元、426万元;利润依次是:34万元、32万元、128万元、108.4万元。在这一时期,年利润增长率在40%-70%之间。
 


三、运筹帷幄

禹作敏在创办和建设工业企业时,制定了许多方针、策略,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先小后大,先土后洋。在创业阶段中,一些只握过锄把子、当过小炉匠的“土包子”们是土坯房、旧马棚里起家的。当时,有的厂技术不过关,有的厂产品销不出去,尤其面对着国营企业改革后出现的新形势,使禹作敏逐步确立了“以小为主,以土为主,以多取胜”的办厂策略。大邱庄人遵循这一策略,多数工厂都是当年投资,当年盈利。
通过办小工厂、土工厂,增加了经济实力,摸索出一条办大工厂、洋工厂的经验。到1990年,大邱庄总产值超1000万元的大工厂有15个,年总产值超2000万元的“洋”工厂两个,年总产值达亿元的特大工厂1个。
第二、配套生产,多种经营。大邱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禹作敏一直坚持扬长避短、配套生产、多种经营的办厂方针。新建的分厂,多数能和老厂挂勾配套;新出的产品,多数是其它厂的深加工产品。这样,即解决了部分产品的销售,满足了新厂的原料来源,又降低了成本,减少了采购、库存、运输费用,使产品就地增值,提高了经济效益。
第三、为了增强各厂之间的竞争意识,禹作敏鼓励各厂打破行业界限,实行跨行业综合经营。这样,各厂的进取精神大大增强,他们互相比着干,促进了企业的全面发展。
几年中,禹作敏通过办工业企业悟出了几条道理,并应用于实践中:
第一、应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产品;
第二、销售渠道不能只靠天津,应把眼光放到全国,乃至世界;
第三、只有提高产品质量,销路才会畅通,产品才能占领市场;
第四、要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就要招聘高技术人才。
由于禹作敏决策正确,1981年后,大邱庄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1982年,建起印刷厂和电器厂。1983年,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并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此后,以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工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个分厂。1987年,将4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1992年,又将四个工业公司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1992年,投资10亿元,在村西北方建大邱庄百亿元工业区,每年生产能力达100亿元。是年底,大邱庄共有工业企业200余家,从业人员12342人,固定资产总值150137万元;利润47344万元,比1981年增长300倍;工业总产值402761万元,比1981年增长835倍。
禹作敏的第二步棋是抓教育。历史上,大邱庄是团泊洼一带排上号的大村,但出的文化人还不如一个几十户的小村多。封建社会里,全村没出过一个秀才;民国时期,没有一个上洋学的;新中国建设初期,没出过一个中学生。60年代初期,村里进来一台磨面机器,村里的小伙子们3天没摆弄转。后来,村里出了个能人把电磨弄转了,但总比别的电磨少出一半面。以后,外边有个懂电工技术的人看了看,才知把路线接反,让电磨整整倒转了半年。大邱庄人吃够了没有文化的亏,禹作敏本人也在工作中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因此,他决心要把新一代的大邱庄人都培养成文化人。1979年,大邱庄工业刚刚起步,手里刚有几个钱的时候,禹作敏就建议拿出30万元办教育。有人心疼,说花那么多钱盖学校,不如再办一个工厂。禹作敏语重心长地说:“金钱有价人无价,我们农民受穷,穷就穷在没文化。把钱放在教育上,就是放在刀刃上。学校是生产人才最好的工厂……。”禹作敏的高见,获得了与会人员的赞同。他们推倒了土坯教室,拆掉了破烂不堪的课桌椅,建起了54间新校舍,并添置了许多教学仪器和设备。
随着大邱庄的经济发展,禹作敏的办学的欲望越来越高,他不仅办起了中小学,还要在大邱庄办大学。1984年9月,大邱庄和天津理工学院办起了“天津理工学院大邱庄分院”。分院占地面积26670平方米,设机电专业两个班,企业管理专业和土木建筑专业各1个班,共招收学员210人。这个学院培养的学生,现在都已成为大邱庄的技术骨干。
1985-1990年,禹作敏又向教育投入了1800万元,盖了1所4000平方米,可容纳1000名学生的教学大楼,并配备了200台计算机。从此,大邱庄实行了11年制的免费普及教育,学生入学率达100%。
禹作敏不仅重视基础教育,还重视业余教育。1978-1990年,通过举办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班,共培训干部、职工7000多人次。
禹作敏认为:“无工不富,无农不稳。”他在大办工业、教育的同时,还不失时机的大抓农业。自禹作敏上任后,在农业生产体制方面曾进行过4次较大的.改革。
第一次在1979年,将全大队11个生产队划分为25个作业组,由社员自由组合,解决了干活一帮轰,分配一拉平的“吃大锅饭”的弊端。
第二次在1982年,去掉作业组,将耕地直接承包到人。
第三次在1983年,把生产队大改为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农业专业队改为农场。
第四次在1985年,重建农业作业组,进一步完善统包结合的管理体制。这一年,将全村4857亩耕地,改由4个组承包。由于实行了机械化,农业劳力由以前的1200人减少到112人。
为了彻底改造大邱庄的盐碱地,禹作敏不惜血本,一次就投资3000万元,在1米多深的耕地下面,铺满了密密麻麻的排碱管道,有真空泵自动抽排地下涌上来的碱水。这一措施,使昔日“种一葫芦收一瓢”的盐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1979-1990年间,禹作敏共向农业投资近4000万元。到1990年底,大邱庄共有各种农业机械2577台(部),总动力64894马力;种田人由1985年的112人减少到8人;粮食总产350万公斤,比1978年的140万公斤增长1.5倍,比1949年的34万公斤增长9.4倍。
禹作敏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造就出一批新人。最具典型的是,大邱庄种田能手马德良偕夫人何文丽应法国电视一台的邀请,于1984年12月访问法国,成为我国第一个出国访问的农民。
禹作敏善于“弹钢琴”。在他演奏的协奏曲中,不仅有工业、农业、教育的乐章,还有其它行业的乐章:
1986年10月,建起4000平方米的大邱庄医院,内设17个科室,医务人员66人,医疗设备总值2000多万元。
1988年1月,建立大邱庄生物技术研究所,有科技人员40人。该所研制的“饲料BE酵母”、“人造鱼粉”项目曾获国家科技成果奖。
1990年,建住宅楼91栋,建筑面积78198平方米;办公楼14栋,16294平方米;宾馆、饭店9处,8457平方米。
1992年9月,建起一条长400米、宽28米的商业街-香港街。在这条街道中,整齐划一的两层楼建筑,容纳了108个店铺。
1992年11月,投资300多万元,建立大邱庄邮电大楼,电话直拨国内外。
 


四、知人善用


    大邱庄的经济之所以能高速发展,关键是在禹作敏周围集中了一大批有经营头脑、有文化、有技术的“能人”。禹作敏说:“大邱庄的发展,人才是关键。人才发展事业,事业培养人才。如果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看人,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是罪人;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看人,凡是犯过错误的,出身不好的人都成了‘黑人’;用派性的观点看人,对立面都成了仇人,这些都不行。如果把他们发动起来,发挥他们的才干,就一定能搞好改革”。禹作敏是这样说,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
例如,建冷轧带钢厂时,任命刘万全为厂长,刘万明为业务员,曾引起一番议论,说刘万明当过伪军,不能重用;还说兄弟俩办厂有作弊之嫌。禹作敏经过反复思考,最后还是用了他俩,才使大邱庄的工业企业迈出可喜的第一步。
现任津海企业集团总经理的张延军原是大队猪场的饲养员,因搞科学养猪,4个月间将200头猪全部喂死,全村哗然。禹作敏从这件事上看出他勇于试验,有强烈的事业心。在大邱庄建立第三个工业企业--电器厂时,便任命他为厂长。
现任尧舜集团总经理禹作尧和津美集团总经理赵书忠,原来分别担任大队民兵连副连长和团支部书记。他们曾欧打并捆绑过一个行为不端的下乡知识青年。他们的行为虽然受到应有的处分,但禹作敏看到了他们勇于和不良行为作斗争的精神,便先后起用他们担任拔丝厂厂长和印刷厂厂长。后来,刘万全、禹作尧、张延军、赵书忠不负众望,领导着四大集团公司,为大邱庄创造出巨大的经济财富,这和禹作敏的独具“慧眼”是分不开的。
禹作敏提拔干部还有几条土政策:不孝敬父母的不要;不能管好子女的不要;怕老婆的不要。这几条看起来很单纯,甚至有的似乎可笑,但仔细琢磨,其中却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试想,连父母都不孝的人,对他的上司能忠诚吗?连子女都管好的人,能管好别人吗?怕老波的人,能不受‘枕边风’的干扰吗?
禹作敏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用人之道。对各公司的领导人一经任命,就把职、权、利全交给他,对他们的工作从来不加干涉。对那些溜须拍马的、靠关系、走路子、在经济上是门外汉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哪边风硬哪边倒的人,一律不用。
对于组建领导班子,禹作敏也有他的高招。大邱庄的40多个姓,大门户的有5家,即:张、李、禹、刘、马。他认为,张家出鬼头--敢干,天不怕,地不怕;李家蔫蔫钻--不言不语,有主意;禹家肉头阵--有准主意,蒸不熟,煮不烂;刘家能说会道--有文化,会经营;马家算天星--会算计,精明能干。以前是一姓掌权,其它姓常在明里暗里制造矛盾。禹作敏上任后,各大姓中都有人进了领导班子,哪一姓出了问题,就有哪一姓的干部出头解决。禹作敏这样做,虽然在任用干部的原则性上打了折扣,却缓解了历史中国农村存在的宗族矛盾问题。
禹作敏不仅善于用本村的人,还善于用外地的人,尤其是外地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禹作敏在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就提出,要聘请3个1000名,即1000名专家、教授和高级工程师,均要实干家;1000名经营与管理人员,标准是要有实践经验的,具有真才实学的,能讲能干的;1000名华侨和外国人,和他们先交朋友,后办事业。禹作敏为了吸引外地的能人,采取了“筑巢引凤”的策略:
一是生活上关心照顾。凡是贡献突出,愿来大邱庄居住的上述人才都配给一套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公寓住宅。
二是报酬优厚。除保证高工资外,还按贡献大小给予一定的奖励。
三是工作上给予大力支持。凡属科学技术问题,均由专家、学者说了算。
由于这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纷纷到大邱庄落户。到1991年,除了国际友人只有200人外,其它两项都超过了1000人。
禹作敏在用人方面,还总结出“聘请外地大财神,培养第二代小财神,发挥现有的土财神”的经验。外地的大财神,是指为大邱庄解决大问题的人;小财神,是指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有一定政治水平的本地青年;土财神,是指只有技术,没有文化,只有经验,没有理论的原大邱庄创业人。
在聘请“大财神”时,禹作敏曾礼贤下士,不惜血本。一次,他慕名去请一位教授来大邱庄工作。尽管苦口婆心,那教授仍不为所动。禹作敏又一次到了教授家,指着对面提前买好的商品楼说:“你去大邱庄,这套房子是你的;你不去大邱庄,这套房子也是你的。”学富五车的教授见禹作敏言语殷切,激动不已,说了一句发自肺腹之言:“禹书记,从现在起,我至死跟着你。”
禹作敏在用人方面,亲属和外人都一视同仁,甚至有时对自己的亲人比外人更苛刻、严厉。禹作敏的侄子禹绍通是禹氏家族中的长子长孙,又是第一个回到大邱庄的高中毕业生,格外得到禹氏祖门的宠爱和器重。1973年,时任大邱庄代理支部书记的禹作敏发觉在窑厂当会计的禹绍通有贪污行为,便把侄子叫到跟前,让他交待贪污情况。禹绍通见只有叔叔一人审问,就矢口否认。禹作敏脸色铁青,声色厉地说:“我是多年的会计,你瞒得过人瞒不过我。要是被我查出来,没你的好下场”!禹绍通虽被步步紧逼,仍不交待实情。禹作敏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宣布禹绍通即日停职检查。禹绍通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叔叔会来这一招,他觉得自己走投无路,最后跑到铁道上卧轨自杀了。
禹绍通自杀后,禹作敏的母亲、哥哥、嫂嫂都痛不欲生,抓着禹作敏向他要人。禹作敏不急不燥,冷静地说:“我现在不是他三叔,是大邱庄的代理党支部书记。我有权利,也有责任维护大邱庄的集体利益。禹绍通畏罪自杀,我一点也不可怜他……。”
禹作敏的二儿子禹绍政上学时作了不讲理的事,禹作敏不仅严厉地批评了他,还通知儿子所在学校扣了他一个月的奖学金,并罚扫了一个月的校园。
 


五、春风得意

  昔日的大邱庄,既没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又没有丰厚的物质资源,只有一片片白花花的盐碱地,一间间东倒西歪的土坯房。就在这个破烂不堪的舞台上,禹作敏仅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导演出一幕幕令人瞠目结舌的话剧:
  土坯房一扫而去,代之兴建的是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色彩小城:鲜花绿树掩映着别墅楼宇,流线型的轿车川流不息。
  七沟八梁的盐碱滩变得一马平川,在4000多亩土地上,有着50多台(套)世界一流的农业机械。这里的机器化、电器化水平已超过美国。
  一座座高大的工厂拔地而起。“撂锄杆”的“土包子”们堂而皇之的登上公司、工厂经理的宝座。这里不仅有和天津市整个冶金行业加工量持平的型材加工基地;这里还是全国最大的冷轧带钢和簿壁焊管生产基地。
  这里有各种机动车几千辆,其中高级小轿车就有260多辆,有的小轿车是天津市独一无二的,全国稀少的。
  在1990年全国乡镇企业排名中,大邱庄雄居全国村级榜首,并被中央领导人誉为“中国第一村”。  1991年,全村纯收入1亿多元,人均收入高达2.6万元。
  禹作敏领导着大邱庄走过的十几年中, 经济连年翻番,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台以及全国许多地方电台、电视台、报刊多次播放、登载了大邱庄的经验和业绩,引起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注目。1984-1990年间,大邱庄接待参观访问者几十万人次,仅1984年就有8.8万人次, 高峰日达2800人次。参观者不仅有中国最高领导人及各阶层人士,还有100多个国家的外宾。
身为中共大邱庄党委书记、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董事长的禹作敏是大邱庄党政领导的脊梁,是大邱庄经济发展的总设计师。他为大邱庄作出的巨大贡献功不可没,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
  1979-1982年,连年被评为乡、县级优秀党员。
  1983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党员。
  1985年-1987年,连年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党员。1987年9月,被评为全国当代最佳农民企业家,并获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
  1988年,任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
  1989年,获全国农业改革10年创新奖,并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
  1991年,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
  1992年底,《半月谈》杂志评出92’中国十大新闻人物。当选者有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还有科技界、学术界的权威人士以及文艺、体育名星。当选者中,禹作敏是唯一的一位农民企业家。《半月谈》的介绍文字称赞禹作敏“带领全村人敢闯敢干,顶住种种非议,把一个昔日的穷村庄建设成中国首富村”。
  禹作敏以非凡的魄力使大邱庄人民早日过上了小康生活,大邱庄人民出自内心的感激他。走在大邱庄的街道上,常能听到小朋友传唱的歌谣“天上有个红太阳,地上有个大邱庄,禹(作敏)爷爷恩情大,我们永远热爱他”。
 


六、慷慨解囊


大邱庄富裕后,禹作敏想的不仅是大邱庄的人民,还想到更多的贫困村庄和许多受苦的人民。
80年代,禹作敏曾帮助王虎庄、满井子等邻村建起工业企业,帮助他们共同走上富裕的道路。
1983年,蓟县遭受雹灾,捐款1.1万元。
1984年,重修蓟县长城,捐款2万元。
1985年,为天津市聋哑协会捐款2万元。
1986年,为天津市扶贫,捐款4万元。
1989年,山西大同、雁北地区地震,捐款9.2万元。
1990年,向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近3万元。
1991年,禹作敏代表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帮助邻村官坑建起一个年利润达百万元的企业,使官坑村真正脱贫致富。同年,中国南方闹洪水,大邱庄共捐款1001164元,其中禹作敏捐款20000元。
1992年,有两位职务不高却名声显赫的人拜访了禹作敏,他们就是小靳庄的村委会主任王作山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
小靳庄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乡的一个村庄。“文革”时期,小靳庄唱歌作诗红得发紫时,禹作敏也曾随当时的人潮到小靳庄取过“经”。小靳庄的蹦蹦跳跳并没使大邱庄脱贫,反而因组织800多人的演唱队伍而使当年粮食减产80多万斤,那出闹剧现在仍令大邱庄人心有余悸。
如今大邱庄成了“全国首富村”,小靳庄却仍处在贫困之中。王作山在困境中想到了禹作敏,便躯车前来求助。禹作敏当即决定先给王作山6万块钱,解决小靳庄拖欠工人工资的燃眉之急,然后帮助小靳庄建起一座年利润150万元的工厂。
继小靳庄的王作山之后,大寨的郭凤莲也步其后尘来到大邱庄。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里,禹作敏曾四赴大寨,学精神,取经验。大寨社员“铁肩挑走乱石坡,双手建起米粮川”的精神感动过禹作敏,他曾带领全村社员苦干3年,将“台田”改为“条田”。但是,光凭苦干,成年累月地在土里刨食吃,仍没使大邱庄富起来。
郭凤莲重回大寨任党支部书记后,曾给禹作敏写过几封信,请教改革致富的经验,但终究没有勇气寄出。1992年10月,郭凤莲参加完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没来得及回村传达大会精神,就先赶到了大邱庄。当禹作敏得知郭凤莲为启动已经停产的大寨化工厂而四处寻找贷款时,立即让会计开出50万元的汇票交给了郭凤莲。
 


七、侠肝义胆


    在大邱庄,提起禹作敏的侠肝义胆,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963年冬,禹作敏带着社员到外地打工,结帐后,每个社员都分了400元钱。谁也没想到,有个叫张玉普的社员却把刚到手的钱丢得一分不剩。在那个年代,400元钱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处理不好,就可能搭进人命。禹作敏望着那位痛不欲生的社员,一咬牙从自己的400元钱抽出200元塞给了他。那位丢钱的壮汉子扑通跪了下来,抱着禹作敏的大腿千恩万谢。
70年代初期,正当阶级斗争搞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十一生产队有个叫王天顺的“四类分子”得了急病,由于没钱到医院治疗,生命岌岌可危。在当时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们都怕和阶级敌人有牵连,既便亲戚朋友也不敢出头帮忙。禹作敏知道这件事后,立刻召开社员大会,动员大伙儿凑钱给王天顺治病。他说:“对‘四类分子’,思想上我们要和他划清界限,但不能见死不救。就是罪大恶极的战犯在监狱里得了病,我们共产党人也要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给他们治病。大家给“四类分子”捐钱是义举,出了事我兜着。”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5元钱放在桌上。在他的感召下,许多社员都捐了钱,把“四类分子”送进医院,保住了他的性命。
大邱庄发迹后,禹作敏没有忘记过去同甘共苦的弟兄,把70年代和他一起抬大筐、抡大镐、改土治碱的社会员都按“功臣”对待。他规定,凡参加过70年代改土治碱的社员,女性55岁以上,男性60岁以上,每人每月都享受比同龄人多10元的待遇。
禹作敏不仅对“功臣”慷慨大方,有时对一般群众也常露侠义之气。年逾古稀的李长亮是大邱庄中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由于他患有多种慢性病,出门看病困难,禹作敏便决定给他家装上一部电话,方便他的就医。
禹作敏有很多侠肝义胆的事例是值得人们敬佩的,但寻其某些侠义的轨迹又常常带有江湖行帮所特有的狭隘之气。禹作敏正是由于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蜕变,才导致他以后走上了犯罪之路,这是后话。
全国解放初期,大邱庄人民为了欢庆解放,村里自发地办起了高跷会,禹作敏也和其它青年人一样加入了这个民间花会组织。他扮演的白蛇潇酒、漂亮,深得观众的称赞。为了模仿古典小说《大八义》、《小八义》中的侠义行为,他串联了高蛲会中12个情投义合的“铁哥们”结成金兰之好。为了凑满八人,他甚至连本族的一个远门叔叔也选入其中。
大邱庄发迹后,禹作敏命人在他的办公楼前,特意用花岗岩雕塑了刘备、关羽、张飞3个1丈多高的人物,以显示他侠肝义胆的品格。仅这几个塑像他并没满足,还将这里辟为“桃园”公园,里面栽种了许多桃树。每到春季,公园里一片花红叶绿,将刘、关、张桃园结义时的情景衬托的更形象、逼真。
禹作敏随着名誉、权利不断地提高,他的狭隘的江湖行帮之气也不断地增长。关于这方面情况,可以说在刘玉田人命案中表现的更为淋漓尽致。
关于刘玉田人命案的经过是这样的: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91)津高法刑事裁定第27号记载:“1990年4月9日,禹作相得知其女禹某某曾被本村村办家具厂厂长刘金会猥亵后,非常气愤。4月12日晚,禹绍龙、禹作民纠集禹作立、禹绍龙、禹作岭、禹绍祥、禹绍忠,商议欧打刘金会泄愤。禹作相、禹绍立又迁怒于刘金会之父刘玉田,提议欧打刘玉田,其它5人也都表示同意。当晚7人先窜到大邱庄治安派出所内,殴打刘金会,然后约定次日上午在禹作民之父禹贺田家集合一同去欧打刘玉田。
4月11日上午9时许,禹作相、禹作立带领其它5人闯进刘家,将64岁的刘玉田带到村供销社附近的大街上,先对刘啐唾沫,打耳光,然后大家一齐动手毒打。将刘玉田打倒在地后,禹作相、禹作立使用皮腰带,禹绍祥、禹绍忠用带铁皮头的胶管,禹作民、禹作岭用鞋底欧打刘玉田。虽然刘玉田在地上苦苦哀求,7人仍不罢手。直到刘玉田奄奄一息时,他们才离开现场。
刘玉田被送进村医院抢救,经医检,肋骨骨折8根,肾组织出血,肝肾破裂、腹腔积血达600亳升。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
动手殴人致死的7人,年岁最大的禹作相56岁,最小的禹绍忠时年28岁。这7人自知罪责难逃,遂于当日先向大邱庄党委、然后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事实与证据,对7人以故意伤害罪审判。据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90)津中法刑一判字第167号刑事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禹作相、禹作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禹绍龙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一审宣判定,除禹作民外,其它6人均表示不服。1991年6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条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驳回上述,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对司法机关的判决,大邱庄分别于1991年8月5日和8月27日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的名义,向社会广泛散发了《致各位领导、执法机关及有关同志及新闻界的朋友们》、《致各级党政领导、执法机关、新闻界、理论界、文艺界、企业界改革的同志和朋友们》两份材料,对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终判决表示不服。
在大邱庄散发的两份材料中,都否认打人是有预谋的,他们只不过找刘玉田说理。8月27日的材料并称,因禹作相等人与刘玉田发生口角,激怒了被告和围观群众,引起被告打人,群众参与乱打。并说,刘玉田是被众人群欧打死的。还认为刘玉田的人命案是搞不清的一案。
在8月27日散发的材料中,公开指责天津市司法机关:“请问审判长,为什么不来我们大邱庄调查,不要因为我们的改革步子快,就把犯罪人的罪行弄不清就判,当然更不应该因为我们是改革的先进单位,就把犯罪的人应该轻判的重判,应该重判的轻判。这样做,既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又怎能服人心”。在材料中这桩刑事案件和大邱庄的经济建设牵扯在一起,提出了“特请诸位看看我们的改革难不难,难到何时才算完”的问题。似乎禹作相等人不判刑才算公正,打死刘玉田是活该。
刘玉田的人命案,为什么会引起大邱庄党委的重视?这和禹作敏的暗地策划是分不开的。其实,禹姓7人欧打刘玉田的计划都是得到禹作敏的暗示后才进行的。禹作敏的家族观念很强,当他听到家族的侄女被人猥亵后,认为这是禹氏家族的莫大耻辱,因此,便“指示”禹作相等人:“把刘金会的爹爹刘玉田弄到大街上寒碜寒碜他”。但他没有想到,刘玉田这么不经打,三拳两脚就一命呜呼。
刘玉田死后,禹作敏仍在幕后策划指挥,企图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4月11日下午,禹作敏从幕后从走到前台,亲自召开全村职工大会。他在会上扬言:“刘玉田早就该死,他死有余辜”。并激励村民说:“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刘玉田,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4月12日和13日,禹作敏还两次非法组织了近两千人的大游行,“声讨”刘玉田。游行者一路高呼:“打倒刘玉田”、“刘玉田死有余辜”等口号。与此同时,大邱庄的大街上还贴满了“打死人无罪”、“打死刘玉田活该”的大幅标语。
禹作相等7人被判刑后,禹作敏对刘家的报复进一步升级。除了刘玉田的4个儿子被欧打拘禁外,刘家其它亲属也被非法监禁。后来,刘氏兄弟实在不能忍受禹作敏的暴虐行为,他们在一个黑夜中,含泪逃离了大邱庄,被迫到外地谋生。而刘玉田的女儿刘金云则被禹作敏派人看守,非法管制达两年之久。
刘玉田的人命案,虽然没有牵涉到禹作敏,但静海县的很多人都说,禹作敏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早晚有倒霉的一天。
 


八、利令智昏


    “王道”和“霸道”这对孪生兄弟看似貌同神合,而一旦由王道滑入霸道的歧途,就如同坠入到泥塘深渊,越陷越深。禹作敏就是这样,打“江山”时,还能和人民同甘共苦,甚至先人后已;到功成名就后,就逐渐蜕变为高高在上的“太上皇”。
昔日的禹作敏,心里想得只有全村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1979年后,随着大邱庄经济的发展,禹作敏决定将全村的土房扒掉,建筑清一色的四合院新村。1979年至1984年间,大邱庄共建起780个院落、5220间红砖房。在一批批村民们兴高采烈地搬进新居时,禹作敏却没有动,仍然住在土坯房里。很多人都来劝他,他说:“等全村人民都搬进新房后,我再搬入”。
但是,时过境迁。随着大邱庄经济发展,禹作敏个人声誉的提高,他在思想上却渐渐地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的变化,先是在住房上捷足先登了。
禹作敏的新居室是座建筑面积780平方米的别墅楼,四周用高大的围墙圈起,院内有狼狗“巡逻”,门口有保安人员警卫。门前设有电话,找禹作敏及其家属先用电话联系,经同意方可进入。居室分3层楼,一层是家庭酒吧、休息室和宴会厅,二层是总统套间和办公室,三层是卧室。总统套房共有3间,一间是禹作敏的卧室,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警卫员卧室。在禹作敏的居室里,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一应俱全,仅镀金电话就装了6部。
禹作敏的办公楼也相当别致豪华。华丽的顶灯、厚厚的纯毛地毯,古色古香的大花瓶,高档的真皮沙发等物件应有尽有。浴室、卧室、补品、名酒、名烟一应俱全。办公楼的前面,是花园;办公楼的后面,有专为禹作敏建设的游泳池。
禹作敏的住宅到他的办公室充其量只有二三百米,但每日也得专车接送。他的“坐骑”经过几次更替,换成了奔驰560型。后来,他得知天津市委主要领导人的专车也是奔驰560型,便又换成了天津市独一无二的奔驰600型。
禹作敏先是不把他的上司蔡公庄乡放在眼里。后来,渐渐地对静海县委、县政府也看不起,甚至对天津市委、市政府也不那么顺从了。
禹作敏在大邱庄说一不二,一言九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把自己看成是改革开放的化身,谁要敢批评他,谁就反对改革开放,谁敢在涉及他个人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他就会用“专政”的办法来对付。1989年春,禹作敏以帮助孤寡老人为名,在村内募捐了十几万元钱。此时,电器厂职工顾某某给禹作敏写了一封匿名信,问他捐这么多钱干什么用。这一下惹恼了禹作敏,他查出匿名信是顾某某所写后,就把他带到党支部办公室进行“教育”,小顾被打的几次昏迷过去。后经顾某某的亲人多次求情,禹作敏才罢休。
禹作敏曾告诉他的搭档:“丑话说在前头,咱新搭起来的领导班子,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都不要”。1988年12月,大邱庄农场工作人员田某某向场长孙某某申请住房,提出因家庭特殊情况需要二楼和三楼。孙某某随口说了句“二至四楼都是禹作敏的亲属住”。禹作敏得知后,以他和党支部不一致为由,撤销了孙某某的场长职务,并解除了他党支部成员的身份。
尽管禹作敏一度成为海内外的风云人物,但他的脑子里始终没有摆脱封建残余思想的束缚,并且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他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在不断的扩充、膨涨。每逢大兴土木前,他总要请“风水先生”撂盘放线,然后才进入施工。大邱庄的九龙壁、十八凤阁,乃至工厂、街道,无一不浸透着“风水先生”的“心血”。
大邱庄出名后,禹作敏的政治观念也逐渐淡化。他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只要有了钱,就会拥有一切。禹作敏曾在很多场合宣扬他“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观点。禹作敏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主要是看他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只要你能挣钱,就可以在职务上提升,在经济上增薪。到后来,大邱庄发生“危福合人命案”和禹作敏的“只讲金钱,不讲政治”的观点是紧密相关的。
有人说禹作敏是大邱庄的土皇帝。禹作敏听后不加掩饰地说:“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其实,禹作敏承认也罢,否认也罢,事实上他已经成了大邱庄5000多村民的皇帝。平时,他一切都要人服待周到。每天有两次按摩,第一次在白天,半个小时;第二次在晚上,直到入睡为止。
 


九、“危案”始末


    禹作敏既便在思想、作风上有些过激的言行,党和人民是会谅解他的。但是,大邱庄发生的“危案(即危福合人命案)”却不会、也不可能会谅解他。
危福合人命案发生在1992年12月。
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病故后,禹作敏派人对该公司的帐目进行清理,结果发现有3000万元亏空。嗣后,禹作敏主持召开了该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议,称华大公司领导是一帮“败家子”,是来糟蹋大邱庄的,并表示要对华大集团公司的财务进行清理。当时,华大公司副总经理兼农场场长侯洪滨争辩说:“我们这些人是受聘来大邱庄的,是干事业的,是来工作的,我们要个公道”。禹作敏当即表示:“你不是要公道吧?好,我就给你个公道”。随即,宣布撤销侯洪滨副总经理和农场场长职务。12月4日下午,禹作敏又亲自非法审讯侯洪滨,除对他进行殴打外,还非法监禁达42天之久。12月7日和8日,禹作敏还先后非法审讯了原华大集团公司养殖场场长宋宝和和原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厂长、高级工程师田宜正。
禹作敏在对原华大集团公司各厂(场)主要负责人非法审讯的同时,还将该集团公司的一些“嫌疑人”分到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非法审讯。其中,危福合被分到万全集团公司。
危福合,河北省枣强县人,个子不高,发案时年仅26岁。他在80年代末期来到大邱庄,曾负责过华大集团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工作。当时,由于负责基地建设的收料员吃“回扣”现象严重,再加上他有22000元的帐目不清,所以危福合便成了被清查的对象。
12月13日下午2时许,万全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危福合带到三楼“审讯”。刘要危福合老实交待问题;危说自己没有问题。这时,屋内的打手聚拢过来,拳脚雨点般地打到危福合身上。随着危福合的一再否认,打手们扒光他的上衣,用电警棍击,用三角带鞭子抽,一批人打累,再换另一批。危福合渐渐支撑不住,口中传出绝望的哀求声。
这场“审讯”持续了7个多小时,晚上10点多钟,奄奄一息的危福合被送到村医院,因伤重抢救无效死亡。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伤痕达380多处。
危福合之死,使主持“审讯”的刘云章慌了手脚。万全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不知所措,匆匆跑到禹作敏处汇报。禹作敏听后,批示刘永华:“那么多人参与,面太大了,不如找几个可靠的人把事情担起来”。在禹作敏的授意下,刘永华等人经过反复筹划,将危福合被欧打至死的过程编为这样一番情景: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李振彪4人负责审查危福合的经济问题。晚7时左右,刘云章、刘绍升、陈相歧去吃晚饭,留下大邱庄上班不到1个月的李振彪看守危福合。突然,门外冲进来20多个李振彪不认识的人,对危福合一阵拳打脚踢后扬长而去。
但是,编造的谎言决不会天衣无缝的。经过干警们现场勘察,认为刘永华的说辞明显不符实际:一是没有发现20多人闯入现场的证据;二是验收尸报告表明,死者身上的累累伤迹并非瞬间暴打所致。
按照常理,人命关天,谁打死人谁偿命。对于这个案件,禹作敏蛮可以以领导的身份理性地解决。至于他为什么对犯罪人如此包庇,甚至敢于以身试法,这和他以后滋长的坏习气有着紧密地联系。
首先,禹作敏和万全集团的总经理刘万全关系莫逆。当时,刘万全没在家,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一带考察;再有,万全集团公司的代总经理刘永华是禹作敏的侄女女婿。鉴于这两种情况,禹作敏狭隘的江湖行帮之气和霸道之气便又再次膨涨,把党的政策和法律抛在九霄云外,直到在以后的日子里导演出一幕幕令党和人民不能容忍的“活报剧”。
12月15日晚8时许,天津市公安局为进一步查清案情,派出以刑侦科副科长宋亿光为首的6名刑侦技术干警前往大邱庄勘查。禹作敏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不满,他决定给执法机关一点颜色看看。干警们赶到大邱庄后,由万全公司总经理刘永华带领进入办公楼。晚11点40分,约20名年轻力壮的汉子突然冲上楼来,包围了正在工作的公安干警。他们嚷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接着,便不由分说地将大门锁上。
天津市公安局得到6名干警被非法拘禁的消息后,于16日上午将情况报告了天津市委和市政府。9时50分,天津市市长聂璧初令大邱庄立即放人。直到上午11时30分,禹作敏才被迫将拘禁的干警全部放出。
危福合命案发生后,禹作敏为防止被害人家属上诉,立即派人把危福合的家属从枣强县农村叫到大邱庄,一抬手就甩出6.5万元人民币,要求其家属将尸体运回枣强县火化。尽管如此,危福合的亲属们仍没有撤诉。
2月14日,天津市公安局发出通缉令:“1992年12月14日,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万全公司发生一起非法拘禁欧打致人死亡案,经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侦察,认为刘绍升、刘云章、陈相歧、李振彪等四人应予以逮捕。侦察期间,四犯逃匿,现予以通缉……”。
2月16日,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和县长只升华约见禹作敏,再次要求他支持、配合政法机关依法办案。在县委督促下,禹作敏致信天津市委表示服从和配合政法机关的行动。但他又称:“我不懂法,群众更不懂法,请你对破案人员说,要依法办案。千万注意,不要因破案影响改革,影响生产,影响民心……我不知道防止意外事件产生。我不知道的,我不负责”。这封信实际上是禹作敏公开向市领导暴露出对缉捕罪犯的不满。
鉴于禹作敏的来信,同时考虑到大邱庄公安派出所撤销后拒绝上缴的15支步枪和2000发子弹,公安机关经天津市政府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于12月17日派出400名干警,集结于大邱庄附近的村庄待命,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变故,防备通缉犯外逃。
2月17日上午9时20分,市县有关领导找禹作敏谈话。禹作敏说:“发生矛盾冲突,我们不敢保。群众不懂法,我也不懂法,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当公安人员表示必须依法办案时,禹作敏竟以辞职相要挟。随即,有20多名村民涌入屋内,对前来执行公务的市县领导进行质问和纠缠。
为了煽动不明真相群众的情绪,2月18日上午9时,禹作敏召开全村大会,他在高音喇叭里造谣说:“市公安局已经在大邱庄周围布置了1000多部队,还带着小钢炮、催泪弹、警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怀疑这不是办案来的,是冲着大邱庄的改革来的”。禹作敏号召不明真相的群众:“要保卫大邱庄,保卫总公司。对‘非法行动’必须寸步不让”。大会后,大邱庄的秩序更加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村民们手执各种武斗器械涌向街头……。
鉴于禹作敏和公安、检查部门严重的对立态度,2月19日上午,中共天津市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大邱庄问题,决定下午由市公安局同检察院配合到大邱庄执行缉捕任务。是日17时20分,干警到达大邱庄村外,禹作敏带着十几部汽车和一些人早已在村口等候,并用摄像机给干警们录了像。当执行任务的干警到两名重点嫌疑人的门前时,见大门上着锁,只得怏怏而归。18时40分,在干警要出村时,禹作敏派人拦住,质问为什么不撬门搜查?并提出,不搜查出人来不能走。随后,30多部车辆拦住了干警们的归路。
是禹作敏真心敦促干警尽快地逮捕通缉犯吗?否。其实,禹作敏为了帮助通缉犯逃脱法网,他已让刘永华先后将刘绍升转移到河北省献县,将陈相歧送到呼和浩特。直到工作组进村后,刘永华还秉承禹作敏的“旨意”派专人将刘云章、李振彪送往山东,再转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藏匿。在通缉犯逃离大邱庄的过程中,禹作敏共向他们提供资金16万元。除此之外,他还与其子禹绍政先后4次向北京某机关一位名叫高潮的干部行贿数万元,获取国家重要机密文件3份。
禹作敏为了阻挠公安检察机关执行公务,2月21日,他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外地和社会各界散发了一份名为《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的材料造谣惑众,把公安检察机关依法搜捕罪犯说成:“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来的”。
禹作敏在施展出许多解数不能改变被动局面后,便又施出了韬晦之术。2月23日,他正式向中共静海县委递交了“辞职报告”。报告中说:“从1993年2月23日18时起,我向县领导声明辞去我的党委书记之职。经党委研究决定,由禹作章同志代理党委书记”。许多人都清楚,禹作敏的“辞职报告”,实际上是在“危案”中由幕前指挥隐为幕后指挥。
鉴于大邱庄出现了种种不安定因素,3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了大邱庄的问题。常委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坚决支持中共天津市委依法办案”。3月7日上午,中央领导同志找聂辟初市长谈话,认为大邱庄名声大,他们出了事,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引起重视;禹作敏过去作了不少好事,在国内影响较大,现在还要拉他一把;要选派一支强有力的工作组进驻大邱庄,三几天基本把大邱庄的局面控制住。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天津市委于3月10日派工作组进驻到大邱庄。3月14日,中共静海县委、县政府《致大邱庄全体党员和群众的公开信》指出:向司法机关提供虚假证明,掩盖犯罪分子罪行,消灭罪迹,掩盖、毁灭罪证;为犯罪分子提供钱物,指示方向、路线和场所等行为,也是犯罪。如主动交待、揭发线索,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如不据实交待,交出案犯,继续包庇、窝藏、资助案犯,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公开信发表后,群众揭发出800多条和案件有关的线索。3月中旬,刘绍升、陈相歧先后落网。摄于公安机关的强大威力,7月7日上午,刘云章、李振彪也投案自首。
 


十、锒铛入狱


    随着案件的不断侦破,禹作敏的犯罪事实也逐渐暴露,证据越来越多的被公安人员掌握。鉴于禹作敏的功劳和他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市、县有关领导曾把禹作敏的犯罪事实报告给中央。中央领导批示:“必须依法办事”、“司法机关将依法对其进行审理”。
怎样逮捕禹作敏?市公安部门已从前两次派干警进村所遭受的风波中汲取了经验和教训,他们决定“智取”。
就在市公安机关制定逮捕禹作敏的计划时,中共中央派原林业部部长高德占来天津担任市委书记。市公安机关将计就计,制定出“引蛇出洞”的行动计划。1993年4月15日,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给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发来明传电报:“高德占同志于今日下午2时30分在一所一号(即迎宾馆一号)邀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禹作敏同志,并请你一同参加”。
老谋深算的禹作敏接到天津市委新书记要找他谈话的电话后,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前往。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的不测事情,他带上有一身武艺的贴身保镖史明生,并挑选了3名随从(李向军、朱振凤(女)、杨会阁)与县委书记崔士光一道前往天津。
行至天津市俱乐部大门口,保安人员只让禹作敏的车进去,其它人一律远离。禹作敏虽然感到不祥,但只能从命。车子在院内停稳,他跟随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进入指定的房间。等待禹作敏的并不是市委书记,而是多名神色严峻、全副武装的干警。公安人员出示了拘留证,禹作敏只好束手就擒。
审问禹作敏案件的是天津市公安局47岁的公安干部罗振岭。在没审问禹作敏之前,他预先审问了原万全集团公司代总经理刘永华,并通过3次和禹作敏“较量“,审讯者便完全占据了主动权。
4月21日,禹作敏走进审讯室,罗振岭宣布:“根据你的罪行,经天津市公安局呈捕,报送天津市检察院批准,决定对你逮捕。这是逮捕证,你签字”。禹作敏站起来,写上姓名、日期,并按上自己的指纹。由于紧张,误把1993年写成1933年。经公安人员指出后,他才改正过来。
8月23日和2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所犯罪行为进行公开审理,并于27日作出一审判决:根据禹作敏所犯罪行的事实和情节,以窝藏罪处有期徒刑六年,妨碍公务罪处有期徒刑三年,行贿罪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三年,非法管制罪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禹绍政、刘永华、周克文、马德水、黄乃奇、陈广洪、石家明(女)等7人以及殴打危福合致死案的刘云章、李振彪等人也分别判刑。法庭宣判后,禹作敏表示服刑,没有上述。他的陈述中说:“……尤其大邱庄成为‘华夏第一村’以后,我的头脑膨胀了……我对不起市委,更对不起大邱庄的父老兄弟……请在座的各位在我身上接受教训,法律观念淡薄,单纯搞经济绝对不行”。最后,他对法官说:“不要谅解我年纪大了,如重判我,对全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一场很大的教育”。
就在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禹作敏等人进行公开审理的同一天,新华社播发题为《国法不容--禹作敏犯罪事实》的长篇通讯。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前车之鉴》的社论,文章要求:“全国人民一定要从大邱庄事件中吸取教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决不允许在党内和人民政权内出现谁也管不了的‘土围子’和‘土皇帝’”。
嗣后,《法制日报》、《天津日报》、《文汇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报刊也对禹作敏被判刑发表了评论文章。
禹作敏被判刑后,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
1993年10月16日,禹作敏的妻子和女儿到监狱探望时,他深情地说:“我虽然判了20年,如果监狱用我,给我点工作,我就能干出成绩来。”最后说:“让绍国(禹作敏的儿子)要学法、守法。我就是不懂法、才进来的。”
后来,禹作敏因患有神经衰弱和心脏病被送到天津市区内的天河医院实行保外就医。在那里,司法部门给予了他较宽松的环境和较优厚的待遇:天河医院专门腾出带有会客室、卧室和卫生间的3个房间供禹作敏和他的老伴居住;他每天都能看到报纸,了解国家大事。1997年春,禹作敏96岁的老母亲病故,司法部门曾允许他回家探望。

尾声

1999年10月3日,禹作敏在天河医院因心脏病忽然发作,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终年69岁。按照禹作敏的遗嘱,丧事不穿白,不收礼。当禹作敏的骨灰运回大邱庄时,大街两旁挤满了人群,尤其是和禹作敏朝夕相处10余载的原十一生产队的社员们,他们眼含热泪站在大街两旁,默默地为“老队长”送别。禹作敏的功绩,人民不会忘记;禹作敏的错误,法律也不会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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